PAR 表演藝術雜誌

二○○○年，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周年的當天夜晚，民樂街的臨界點小劇場，重現了一幕震後災難場面。闇黑的空間，牆面油漆崩裂，鋼筋裸露、門窗傾頹，舞台上一灘水從表演區漫延至觀眾席，演員似要掙脫體內強烈的窒悶感，濕答答滾在水裡，如一尾塑膠袋裡無助求生的金魚。整晚演出被無聲的寂靜包裹，只有水滴聲，嘩嘩的水聲水影映著受難的靈魂。這是王墨林《黑洞》系列作品的序曲，地震帶來的巨大震盪，震開了一個大黑洞，也震開了王墨林記憶的破口。此後，文字化為肉身，研究書寫多年的國家與身體論述，終於有了實踐的喻體。

「黑洞」系列  從「遺忘」展開

「這一代人幾乎沒有經歷過戰亂或天災，九二一大地震是空前的。當時，有人在瓦礫土堆中被埋了幾天幾夜，後來獲救。那些人在完全的黑暗裡想些什麼？可能還在呼救，也可能嚇到恍惚，可能抱持著希望，也可能完全絕望。我彷彿看到，有人墜入了黑洞，一直往下掉，也有人在黑洞邊緣躊躇不定。」王墨林說，這場災難是一道傷口，在台灣人的心中結了疤，留下了印記，誰都逃避不了，但大家似乎都想抹去，「『黑洞』系列的計畫，便是從『遺忘』展開。」

隔年，王墨林為一群盲人開工作坊，從中延伸出《黑洞》系列的第二部作品。「他們面臨的『黑暗世界』，於我一個明眼人而言，身體容納著更細膩的官能性。其中一個盲人形容，九二一地震的時候，身體一動也不能動，感覺好像身體一動，外在世界就會跟著崩解，那是完全無法想像的，害怕。這可能不光是希望或絕望，而是一個移動可能性趨近於零的世界。」

二○○三年，《黑洞之外》在牯嶺街小劇場上演，這是王墨林捨棄語言與敘事，更趨近於純粹盲人身體探索的嘗試。舞台上只有一位盲眼演員，在不具名的空間，進行一場恐懼與抵抗恐懼、孤獨與反抗孤獨，以及面對生命、存在的自問自答。「《黑洞之外》相較前作更擺脫慣性的敘事線條了，但仍然沒有跳脫習慣的劇場語彙，無法摒除語言加動作等於意象的硬化思維。」

直到二○○五年的《黑洞3》，在香港和一群盲人還有腦性痲痹患者合作，王墨林才意識到，脫離文字想像而落實到身體的過程，不是一齣戲就可以找到，得要跟這群外在條件受限的演員摸索實驗許多年才有可能：「這齣戲對我比較大的影響是，我變得不在乎觀眾，不在乎有多少人來看戲，更在意我如何跟演員完成這齣戲。以劇場來說，導演是觀眾，演員也是觀眾，我們在排練場互相觀看，也是一齣戲。演員從工作中判斷我跟他們的關係，我想要什麼，我是什麼，我們之間互為文本，互相開發、理解、詮釋。所以，我更重視排練的過程，因為排練場的戲更為可觀。」

新版《黑洞3》  投射個人與集體記憶

相隔六年，歷經了癌症的生命關卡，王墨林開始重新回頭檢視、反省那個念了十年軍校，卻對國家體制、對歷史這麼反叛的自己。今年新版的《黑洞3》以「軍隊」為關注對象，既投射王墨林的個人經驗，又充斥集體記憶。「我自己當了十年軍人，在軍校裡頭我反覆思索個人存在的命題：國家暴力是什麼？我跟國族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我認為，戒嚴對台灣人的影響很大。我自己是戒嚴長大的，因為戒嚴我才會讀軍校，因為戒嚴我才會反體制才會叛逆。然而，雖然現在已經解嚴，但大家還是活在戒嚴時期，身體沒有解放，思想仍然禁錮。」

王墨林說，這齣戲是很「政治性」的：「我們把政治想得太狹隘了。政治性，無關黨派競爭也非國族議題，而是關於我和他者彼此如何影響，就算選擇一個人過孤獨的日子，那也是對應某種社會現象產生的反動，那也是政治的。當我『感受』到我的存在的時候，裡面就有政治性，跟外在環境無法脫離關係。」王墨林強調，台灣藝術圈愈來愈「去政治化」，強調「藝術是藝術，政治是政治」，但兩者根本密不可分：「當藝術脫離政治，創作是不成立的。所有的劇場，或說所有的存在，本質都是政治的。」

軍隊不僅是國家的象徵，更是人類潛在殘酷暴力的黑暗慾望。劇中將把赤裸裸的暴力通過詩意轉化，用低限抑制的美學，表現一種無路可出的絕望。王墨林說：「詩是壓抑的語言，可以把那麼多的情緒，濃縮在一行話或幾個字裡頭。我覺得自己有一種詩人的世界觀，我在劇場裡作詩，不是透過語言，而是用身體表達生命存在的糾葛——那是每個人內在尚未解嚴、充滿壓抑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