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一九八八年，哈洛．品特與亞瑟．米勒到土耳其旅行，看到庫德族人被禁止使用母語，回國之後寫了《山地話》這個劇本。語言、族群與警察暴力的議題具有其普遍性，而這個問題對於台灣而言更是複雜，年輕導演陳仕瑛卻大膽地碰觸台灣政治的敏感部位。

一齣暴力的展演

在開場前，觀眾被要求戴上口罩走進劇場，其實「劇場」是一個密室空間，沒有觀眾席與舞台之區分，觀眾分散站立在各個角落。人群中出現一個秘密警察般的人物以爆裂的語氣威嚇一位女子，一位囚犯被綁縛在另一個角落，秘密警察對他極盡凌辱之能事。類似監獄長的人物出現在高台上，彷彿權力者的化身，頤指氣使姿態的背後透露出扭曲人格。極端的暴力在觀眾的眼前赤裸地展開，沒有任何的距離，無從閃躲，演員的哀號與奔逃直接衝撞觀眾，我看到有兩位未成年觀眾驚嚇地躲到媽媽的懷裡。

這是一齣暴力的展演，無論是在主題或者語言上，導演讓演員威嚇、壓抑、凌辱另一個演員，暴力的衝擊令人難以忍受，但是口罩卻讓觀眾獲得某種安全感，至少戴上口罩表示自己不是演員，可以免於捲入暴力的行為當中。導演利用口罩的設計將觀眾巧妙安置在一個「旁觀者」的位置上，同時也成功具體化了「沉默的大眾」的形象。每個觀眾看到這個凌辱的現場背後，有一群戴口罩的人們默默地望著暴力在眼前展開，沒有任何異議，沒有任何行動。當然，所謂觀眾對於戲劇的「參與」，是放棄自己的行動，以自己的「不行動」來加入＝促成這個虛構事件的進行，但是導演卻將這個戲劇裡頭「不行動」的「共演」結構，巧妙地對應到面對暴力凌虐行為「不行動」的「共犯」結構，這點不得不讓我們佩服這位年輕導演的巧思。

就台詞而言，陳仕瑛的《山地話》頗「忠於原作」，對於原來語言的更動不多。語言與權力的關係的確是品特原劇作的主題，只不過，導演以威嚇、壓抑、凌辱的場景直接表現暴力的主題，卻更動了品特語言的空間性。品特的語言，表面上看似日常、口語式的對話，卻充滿著難解的謎。因為品特筆下的人物的行動，並非由「原因」與「結果」的鎖鏈所連結，因此，我們往往找不到品特劇中人物「行動的理由」，而這種因果的斷裂往往由對話當中的「沉默」與「靜止」的時間來充填。品特的「荒謬性」在於拒絕以「心理的合理主義」解讀人物行為。

但是，在陳仕瑛的《山地話》當中，品特的語言似乎再次被某種人物的心理邏輯所縫合，我們看到代表壓迫者的警察或監獄長，他們的壓迫行為逐漸傾向「心理變態」，換句話說，這種對於人的壓迫與凌虐被解釋為「人性的喪失」，以「人道主義的崩壞」合理化品特語言的荒謬性。

真正的暴力不在眼前

陳仕瑛的《山地話》讓劇場成為一個沒有出口的密閉空間，這是一個密室裡的暴力展示。品特的人物往往也生活在某種室內的空間裡，但是，這個室內空間經常與外部的空間產生某種緊張的對應關係，在這室內空間裡所展開的，看似簡單平凡的日常對話，往往被外部空間的某種神秘的、遍在的力量所支配。對於品特而言，真正的暴力，不在於眼前所發生的，肉眼可見的暴力，而是於在存在於那扇門之外，那個由國家所象徵的，雖不可見，卻又無處不在的暴力。

陳仕瑛以最直接，而又最強悍的方式詮釋品特的文字，這種衝撞的慾望喚起我們解嚴時期台灣小劇場運動的記憶，難道當前的台灣的政治再次地腐敗到了無可救藥的程度了？無論在導演作品上，或者在社會的敏感度上，陳仕瑛這個人物令人矚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