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人力飛行劇團藝術總監

黎煥雄  想用現代音樂把《審判》編成歌劇

「很多書都要年紀到了，才能看懂。看《審判》時我年紀剛好是對的。」當時黎煥雄剛剛接觸西方文哲思潮，《審判》成了他的基礎養分，有點半虛無情調的存在主義、反覆的語言辯證，主角莫名其妙就陷入了說不出原因的審判和定罪，「很符合我年輕時那種對生命漢環境的徬徨。」

大約就在初讀《審判》的時候，黎煥雄開始接觸劇場，也就有了把它改編成舞台文本的念頭。「《審判》的最後一章也有提到劇場。在Ｋ的卅一歲生日前夕，兩個人來到他住所準備行刑，Ｋ說這兩人是非常十流的彆腳演員，還問這兩人在哪演戲？他們回答：劇場」。兩個行刑者輕易地幫主角脫掉上衣，然後用刀刺入他的胸膛，「像隻狗一樣地死去，這整個過程包含的羞恥，比自己的生命更為長久。」如此觸碰存在核心的文字描述，對黎煥雄來說，角色的存在感非常具體，也很能對應到生命的某種力度，「卡夫卡寫出了非常具體的動作與光影，讓我們切入了某種劇場演出的想像。」

如果要演出《審判》，想用現代音樂的不和諧樂句做成歌劇呈現，他特別著力在觀看者跟發問者的互動關係，「不管從角色形體改變或心理分析去看，都很過癮，但我覺得《審判》光是想像文字變成畫面劇場感就很強了。」舞台則打算參考書中插畫，從頭到尾都用法庭形式呈現，「我讀的是很久以前志文出版社的版本，裡頭附了插畫，不知道是不是原來歐洲版本就有的，有的畫是法庭，有刀劍和斧頭，都給了我很多靈感。」

稻草人舞團藝術總監

羅文瑾  挖掘卡夫卡極致的孤獨和不安

編舞家羅文瑾曾以卡夫卡作品為題材，編創舞作《鑰匙人．The Keyman》（2010）與二部曲《The Keyman．雙重》（2011）。談及自己由文學改編的舞蹈創作，她不從單一作品的改編切入，特別著意於縱觀卡夫卡不同作品所共同透露的人性與荒謬性。

羅文瑾說：「卡夫卡是用畫面寫作的人」。提到名作《蛻變》，除了「爬蟲」形象，羅文瑾第一個想到的是：「主角剛變成蟲，有一段寫他的腳：『不由自主地抖動』，因為他還不適應他的身體。我看了就想到人的不安，也會再去想，不安的其他層次：抖動、扭曲；或者有人表面沒事，身體某個部位卻在動，自己沒有發現；或者有人很外顯，一直走來走去，一直講話……」

「還有，家庭的關係。」因為對卡夫卡筆下深沉的不安、掙扎太感興趣，由小說出發，她進而閱讀卡夫卡的自傳與相關介紹，甚至涉獵榮格心理學及兒童心理學相關著作。作品《鑰匙人．The Keyman》，就是透過一名小女孩成長過程的家庭關係，呈現「存在性不安」的形成。

舞台運用一張大桌子，再現家庭餐桌時間。然而，大家圍坐不吃飯，當大黃蜂的音樂一下，舞者們突然急促地跳起抽搐的舞蹈動作。其中有一段，舞者的腳像蜜蜂在搓，固定頻率忙著跑，上身卻像壞掉的機器般，扭動脖子、突然暴衝……

有些段落，羅文瑾以畫面表達家庭成員的連結性。比如，兩姊妹的手都牽在爸爸身上某個部位，三人連動──「爸爸完全掙脫不開，直到最後，中間的人斷了，因為既得承接爸爸的壓力，又要保護小妹妹，受不了了。」或者，母親強迫式的關愛，不停為小孩擦拭灰塵、整理裝扮，到後來變成主導小孩一切身體動作等。而「keyman」這個角色，既像卡夫卡的化身，又像是旁觀故事的現代人。

「接下來要做，會想講小女孩長大之後，面對社會可能的狀態。」目前，正發想明、後年，與「城市」相關創作的她，笑著說：「其實也蠻想做做看《城堡》，但還沒看完。」羅文瑾強調：「卡夫卡的作品非常冷，沒有救贖，不給主角翻身的機會，是極致的孤獨和不安吧，我應該會想繼續往這個方向挖掘。」

小劇場編導、演員

高俊耀  《蛻變》始終是改編首選

高中第一次看卡夫卡，看的還是人蟲變形的《蛻變》，高俊耀驚訝於小說竟可用如此形式去書寫人跟動物之間的狀態，非常喜歡。先讀卡夫卡而後才開始接觸劇場，如果要挑小說改編文本，《蛻變》始終是首選，「它算是我高中啟蒙文學視野的作品，對我來說，有一個情結在那邊。」

「大概是二○○○年左右，我在馬來西亞做過結合《城堡》跟《審判》兩個文本的一齣戲。找了十幾個演員，雙線進行，用類說書人的形式去交織，還加入了當時馬來西亞的政治環境作為背景。」有感於卡夫卡的長篇都被做得差不多了，他其實更想挑短篇來揉合或改編。「卡夫卡的短篇很寓言，充滿空間可能，放在劇場裡不只是語言，還有聲音和畫面，是劇場的詩、劇場的畫。」

近幾年以身體、聲音與文本之間的關係為工作主題的高俊耀，自覺最近做的戲比較偏重語言性，如果改編卡夫卡這樣的文學作品，反而會試著減低語言，專注在演員狀態之上。不論要改編《蛻變》或其他短篇，都要從中挖掘出身體及聲音的實驗場域，「人變成一隻大蟲，這怎麼想都很驚人。怎樣的身體，怎樣的聲音，身體如何異化，那個存在狀態是什麼，發展空間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