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ing.找路》以身體、舞台裝置、燈光、投影營造出詩意的意象劇場。
《Pu’ing.找路》以身體、舞台裝置、燈光、投影營造出詩意的意象劇場。(原舞者 提供)
舞蹈

尋找當代原住民的舞台詩學

仰賴口述傳統的原住民歷史,本就是複聲相承的多重敘事。在《Pu’ing.找路》中,我看到布拉瑞揚將自己的歷史編入他述說南澳泰雅的故事裡,也看到原舞者的成員與製作團隊如何將自己的目光、舞步與聲音融入這龐大的族群記憶史詩之中。

仰賴口述傳統的原住民歷史,本就是複聲相承的多重敘事。在《Pu’ing.找路》中,我看到布拉瑞揚將自己的歷史編入他述說南澳泰雅的故事裡,也看到原舞者的成員與製作團隊如何將自己的目光、舞步與聲音融入這龐大的族群記憶史詩之中。

原舞者歌舞劇《Pu'ing.找路》

11/1~3 台北 國家戲劇院

從二○○七年《杜鵑山的回憶》開始,原舞者走上一條不一樣的舞台道路,有別於之前將部落傳統樂舞盡力忠實地在舞台再現的做法,過去這六年來則嘗試以原住民的歷史與人物為主題,進行當代樂舞劇場的創作。這樣的轉變絕非易事,考驗著原舞者在體質上必須經歷的脫胎換骨。此次舞團傾全力製作的《Pu’ing.找路》讓人眼睛一亮。如果說總體劇場(total theatre)代表一種專業與藝術的標竿,那麼這次的演出不論在舞台、燈光設計、編導的手法、或者音樂與演員的表現,都可以理直氣壯地躋身近年來國家劇院舞台上最讓人動容的演出之一。

尋找原住民的舞台詩學

《Pu’ing.找路》是個背後有著許多故事的作品。最核心的故事是關於南澳泰雅少女莎韻的傳說:一樁意外落水事件被日本軍國主義包裝成為國捐軀的忠貞敘事;圍繞著莎韻的另一則同樣帶著傳奇與悲劇色彩的故事:前台新金控總經理林克孝因追尋莎韻的事跡,一頭栽進南澳泰雅古道與舊部落的探查行動,並完成記錄這些旅程與自我心路歷程的《找路》一書,但卻在一次探勘的路上失足墜谷,永眠南澳的山林懷抱;鏤刻在林克孝文字裡的,對於泰雅舊社所代表的原住民傳統歷史消蝕的焦慮,以及南澳泰雅族人對自身族群文化尋根的努力;由此,再往根源回溯,是整個泰雅族群過去數百年間,在台灣的高山深谷中為生存與繁衍而遷徙的歷史,一頁被台灣主流社會完全忽略的族群生命史。

這一層層的故事要如何訴說?挑戰著製作團隊交融虛實、穿越古今的創作能力。原住民傳統歌謠中豐富的象徵隱喻、泰雅織布裡鑲嵌著圖騰符號的交織紋理、南澳山區層層疊疊的山巒林相、以及蜿蜒其中的深谷溪流——這些都成了啟動作品靈魂、敘事結構、乃至舞台意象的重要靈感來源。與先前原舞者的幾齣原創舞台劇不同的是,《Pu’ing.找路》完全摒棄寫實劇場的手法,而以身體、舞台裝置、燈光、投影營造詩意的意象劇場,創造出足以反映原住民文化獨特的美感經驗與精神樣貌的當代劇場詩學。

山林與身體的肌理

由王孟超(舞台)、李建常(燈光)、徐逸君(影像)組成的設計團隊,以令人驚豔的創意,為演出者與觀眾創造出夢幻而立體的山林景致。七道可以活動的造景平台,層層疊疊,在燈光與投影的輔助下,傳神地召喚出南澳泰雅舊部落峰巒疊嶂的地理環境。平台上蜿蜒的坡面,是〈序曲〉中現代泰雅青年瓦旦追尋莎韻足跡的山路,也是〈墨青〉一幕裡族人披荊斬棘遷徙的古道;到了〈紫河〉,舞台背景投影的流動線條,映襯著反射燈光的弧形坡道,宛若山谷中閃亮而蜿蜒的溪澗,部落婦女們帶著年輕的女兒唱著織布歌工作其間,那錯落有緻的畫面呼應著泰雅織布層次分明的美麗構圖。

變化多端的坡道平台加上巧妙的燈光投影,造就出具有山林肌理、活生生的舞台空間,而這其中最核心的靈魂當屬舞者們凝練而厚實的身體。不得不佩服編導布拉瑞揚與助理導演陳彥斌在這些素人舞者身上投注的心血。〈序曲〉與〈墨青〉兩幕中,這些原住民青年結實而肌理分明的身體,或牽手踏步、或隨歌聲節奏不止地騰躍、或四肢著地艱苦地爬行,那綿延不絕的隊伍隨著坡道蜿蜒而上,形成圖騰般壯麗的身體景觀——那是部落祭典神聖的隊伍,是族群遷移千里跋涉的先民身影,更是當代原住民青年追尋祖先足跡的熱切舞步。透過彷彿無止無盡的重複踏歌,他/她們以肉身的試煉,再現原住民族在過去一個世紀中承受的磨難與不折的靈魂。

建構當代觀點的史詩劇場

布拉瑞揚在那綿延的隊伍中巧妙地植入泰雅青年瓦旦(或許也是擁有泰雅靈魂的漢人林克孝)和莎韻的身影,這是全劇敘事的關鍵點。於是,族群根源的追尋與近代歷史的思索遂交揉成貫串全劇的軸心脈絡,並且被投以當代的觀點。〈赤日〉裡,在熠熠紅日之下,所有青年男子在一個殘暴而威權的聲音命令下,重複地做著各種體能操練的動作。舞台外粗暴的男聲顯然代表日本軍國主義對原住民男性體力與生命的掠奪,然而男子們雖精疲力竭卻仍奮力而起的拚搏精神,其實已超越舞台上再現的歷史敘事,以身心的極限給予觀眾最直接的撼動。〈紫河〉的尾聲裡,莎韻落水的一幕,所有的年輕女子們聚集舞台前方不斷地撲倒再躍起,她們翻騰不止的身形勾勒出一九三八年吞噬莎韻的南澳南溪的滾滾洪流,但同時她們的掙扎與墜落也象徵著所有「莎韻」的化身,那些在日本殖民主義或漢人沙文主義之下被扭曲的原住民女性的生命。

上述的兩幕使我想起布拉瑞揚創作於二○一○年的《勇者》和一九九六年的《肉身彌撒》,前者是關於自我認同的驕傲,後者則是一支哀悼原住民雛妓的輓歌。仰賴口述傳統的原住民歷史,本就是複聲相承的多重敘事。在《Pu’ing.找路》中,我看到布拉瑞揚將自己的歷史編入他述說南澳泰雅的故事裡,也看到原舞者的成員與製作團隊如何將自己的目光、舞步與聲音融入這龐大的族群記憶史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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