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從來就沒有什麼「日本偶像劇」。在日本，那叫做“Trendy Drama”，趨勢劇，顧名思義，日本偶像們在平均十二集的連續劇裡，像趕場一般談戀愛，其實是為了順應世界變化快。世界變成了什麼模樣？我們可以帶入日劇的公式解這道題：從「東京愛情故事」到「跟我說愛我」，都違反了浪漫通俗劇的規則，有情人並沒有終成眷屬，可見得在一起並不會比一個人更好，孤單真好。也就是說，孤單成為一個商品，在整個廿世紀九○年代熱賣長銷，演變至今，就是連呼吸新鮮空氣都不忘拍照上傳，說好聽是小確幸，說穿了，是染上了廣告自己的癮。

為了考掘這層關聯，王嘉明在《SMAP X SMAP》這部九○年代的史詩幫助我們複習，我們曾經如何販賣孤獨，消費寂寞，而且經常是以製造浪漫為手段。

孤獨是一門好生意

所以還未上戲，我們就看到舞台上方懸掛著巨大的投影幕，整座舞台被包裝成一個攝影棚，一個高度專業分工的造假工廠。果然，演員們一登台，既要演出，又要掌鏡，不時還要蹲在角落抖動窗簾假裝微風吹過……廿幾個人在場上來回穿梭而不會相撞，還能迅速就定位切換下一個經典橋段，演員簡直像作業員，展示的不只是銀幕上的表演，更是銀幕背後整個復刻浪漫場面的技術和效率。於是，才剛進主題曲，觀眾才剛要重溫瀨名和小南的久違之吻，場景就切換到高校教師去女學生家裡英雄救美，然後亂倫的父親得抓緊時間傷透了心，才可以不拖拍地接到完治和莉香看星星。更厲害的是，除了快，有些場景還很省，比如女學生躺在地上，上半身被老師摟著，下半截被老爸抱住，儼然把電視劇的三角關係付諸實現為舞台上的搞3P，可是經過兩台攝影機分別擷取上半和下半，就變成兩個不相干的畫面。一個人可以分給兩個不同時空使用，這是發揮了身體和場景的經濟效益。

奇怪的是，場面的快換讓情緒在加溫的瞬間冷卻，觀眾卻看得很開心。為什麼？我想是快速經濟的表現手法，多少戳中了我們當年被日劇感動得亂七八糟之餘，內心共通的秘密——日劇其實只是一個替代品，讓我們可以最省力的去經歷最多的愛情故事，並在愛到精疲力盡之後，覺得一個人也不錯。張愛玲說過類似這樣的話，我們是在看過愛情故事之後才學會如何戀愛的，但日劇完全不是這樣，日劇讓我們根本還沒戀愛過，就學會不需要愛情，繼續安於孤單的現狀。同樣的，戲裡發揮惡搞精神，把Ikea用台語翻譯成Ikae（伊尬以，他喜歡），還大談家具賣場的商業經，說什麼全套沙發客人買不起，就擺個小夾燈在旁邊，讓他買了廉價品還當作寶，被剝削還覺得做了自己的主人，諸如此類，都是在教我們愛上自己，愛上待在家裡。還不夠明顯嗎？孤獨，是一門好生意。

身體和影像的鬥爭

如果耐不住孤獨，會怎麼樣？戲裡提到的東京地下鐵事件，以及戲裡沒提到的、援助交際和神戶十四歲少年連環殺人事件，根據作家村上龍的說法，都是因為太寂寞的緣故。換句話說，拒絕寂寞的下一步，可能就是加入新興宗教或黑道組織，然後受組織所操控。這也是為什麼，九○年代以降，Kuso會成為一種時代精神，因為嘲諷讓我們和一切的團體、信仰、價值，都維持一道安全距離，可是它的代價，就是令人覺得一切都事不關己，不必認真，毋須負責。我認為，這正好也是極盡嘲諷之能事的這齣戲，所付出的代價。

別的不談，就說搞笑吧，《喜劇之王》裡的尹天仇為什麼那麼好笑？因為他實在太認真了！跑個龍套都要「俄國戲劇理論大師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說過」。相對的，當同樣的片段被搬到舞台上便沒那麼好笑了，原因無他，演員臉上就是少了幾分認真，多了一絲嘲諷，特別是這齣戲還使用了特寫鏡頭，把這點無法認真的遺憾放大了。這裡我想順便為攝影機和投影幕平反一下，一旦劇場用上這兩樣東西，似乎就要準備挨罵，為什麼要在劇場看電視啦等等，其實並非如此。想想上述那個片段，假如鏡頭帶到的是直追周星馳的喜劇表演，觀眾的視線絕對會從影像轉移到現場演員身上。

本來，在影像鋪天蓋地的媒體社會裡，我們的身體和鏡頭就是處於鬥爭關係，戲裡眾家記者伸長麥克風，在樂隊指揮之下，像合唱團一樣用各種聲部逼問「你現在心情如何」、「你會難過嗎」，然後把鏡頭深入到通緝犯的便當盒，就是在表現這個。因此，把演員和他的同步影像並置，就是在把劇場當成競技場，把這種鬥爭關係白熱化。可是，偏偏這齣戲最該呈現這種張力的段落卻沒繃緊，例如最後音樂教室的整人遊戲，我們知道，整人遊戲最整人的並非遊戲，而是鏡頭，不是滿嘴的餅乾和滿口的水接吻，而是水和餅乾泥流得全身都是已經夠狼狽了，還要被特寫放大，昭告天下。問題是，舞台上演員只顧著遊戲，好像鏡頭對他們既不構成傷害，也不刺激興奮，這樣一來，觀眾在看人被整的同時，要如何體會旁觀他人痛苦的快感和責任感，愉悅和殘酷？

九○年代的不可承受之重

最後是陳水扁兩千年的總統就職演說。政黨輪替，在九○年代結束之際，是令人暈眩的high，於今回首，是不可承受之重，可是當我們聽著阿扁高喊自由民主萬歲，看著亮片灑落在空無一人的舞台上，感覺到的是荒涼和傷感，彷彿這一切已經遙遠到我們可以舉重若輕。其實我們不行，而且王嘉明非常清楚，否則這齣戲不會夾雜著日語和台語，把日劇演得幾分像鄉土劇，令人覺得日本殖民的屈辱稍微被台客文化反轉，卻又在結尾召喚台灣之子痛苦執政八年的歷史記憶。那麼，既然歷史繼續，我們實在沒有時間傷感，正如同這個世界的災難持續擴大，時代從未小過，而我們根本無從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