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早年考國樂概論，「八音」大概是出現機率最高的考古題。要依照樂器材質背出分類法並且舉例，於是「金為鐘，石為磬，絲為弦，竹為管……」就成為考生們滾瓜爛熟的口訣。雖說大多類別都可依據「樂器家族」自由填寫，但是說到「匏」直接想到「笙」，大概是多數人的第一印象。

都說從材質劃分了，但是「匏」也清楚地勾勒出了笙的外型。令人驚嘆的是，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朝，這個樂器就有了雛形，而且通過銅質簧片振動而發音的模式，早在一千七百年前就通過絲路傳到波斯、進到歐洲。因此，往前推論，笙可以說是後來西方口琴、手風琴、管風琴這類自由簧片樂器的祖先。輾轉數千年過去，中國又出現了一位人物——一樣抱著笙，但卻單槍匹馬地從中國向外跑，極力讓全世界的人聽見笙的聲音。只不過談到第一印象，即使已是首屈一指的笙演奏家，電話那頭仍舊傳來爽朗的笑聲，說了：「濫竽充數」！

從家學淵源至尋獲「寶貝」

吳巍，在國際樂壇中已經被認為是——成功將傳統融入現代的前衛音樂家。他結合各種表演形式領域、再創出各種不同的可能，不僅是用笙演奏爵士、電子、聲音裝置、中西古典音樂，更跨及舞蹈、繪畫、戲劇、文學、建築等領域的表演。吸取的養分囊括土耳其、印度、阿拉伯、巴爾幹半島等地；除了笙之外，還演奏把烏、四胡、打擊等。在過去廿年不到，已經和現代作曲家合作開發了兩百多首曲子，光是笙協奏曲就有十多首，除此之外，他自己還是一位多產的作曲家。

「濫竽充數」的譬喻絕不可能用在他身上，相反的，只要有機會他就第一個往前衝。會想這個成語其實是有原因的，原來在真正接觸笙之前，他只看過動畫片裡解釋這個典故，裡面的小角色因為不會吹笙而偷偷跑掉，讓他覺得很可愛。這樣的赤子之心令人感動，更難得的是他在活躍各地舞台、與頂尖樂團演出過後，還能保有謙遜、誠懇的質地。那發自內心的熱情和感染力，相信和他說過話的人都能體會。

當然在舞台上，他單用笙就能夠道出無盡的情感來。「這個樂器真的是給我一個無限想像的空間。」吳巍不斷強調那是一件「寶貝」。然而笙，卻不是他最早學習的樂器。他說：「我父親是從事中國音樂的，他曾經是『小紅花藝術團』的指導，會很多種樂器，包括二胡、鋼琴、手風琴等。當時他們的水準都很高，我也經常加入其中敲敲打擊樂。五歲的時候開始學二胡，後來考進南京音樂學院附中，教授問我願不願意學笙？我說：『當然啦，這麼神奇的樂器，我從來都沒有見過！』就這樣，我愈吹愈捨不得放，一直到今天。」在上海音樂學院畢業後，一九九五年他得到了德國DAAD獎學金留學柏林。一到之後，他就像開啟了一扇窗，從一位中國音樂演奏家，跨足歐洲古典音樂，並從爵士樂當中找到了支撐點。

這一代的責任  就是將樂器發展往下傳

事實上，出國留學的原因之一，是吳巍對樂器發展的思考。原來他的老師正是將笙從傳統的十七簧，劃時代地拓寬為卅七簧的人物——翁鎮發。他分析道：「老師沒有改變這個樂器的特色，保持了傳統演奏所有的技法及排列，讓它頭尾加起來有三個八度的音域，跟長笛差不多。雖然目前大多流傳的是北京卅六簧加鍵笙，但它改變了原來笙的本色。所以我認為它（卅七簧笙）算是現在中國發展最完美、技術涵量最高的一個改良笙。」在樂器有了那麼大的發展之後，間接也刺激了作品的產生。但吳巍卻在享受前人成果的同時，也問了自己：「那麼下一代可以做些什麼事？」懷著找答案的心情，他整裝去了歐洲。

不過，在去歐洲前，他對西方音樂並不是完全陌生的。音樂院的中西雙重教育下，他已有深厚的基礎，加上原本就對爵士樂有興趣，吳巍找來蒙古歌者烏仁娜、德國的巴伐利亞箏演奏家羅伯特（Robert Zollitsch）等八位同學共組「高山流水樂隊」開始跨界即興。到了德國，他更邀了朋友組成「中國龍」（Ensemble Dragon）樂隊，雖然全團都是演奏中國樂器，然而擁有即興能力、熟悉現代語言的他們卻能創造出一種新的感受。為此不但獲邀至歐洲知名音樂節，更屢屢在音樂大賽中創下佳績。

「在中國學的，是想像中的古典，只有到那個國家，才有可能體會那兒的建築、風情、音響，才能真正理解音樂是怎麼來的、是在說什麼？那是生活的一部分，從生活體會文化，有些東西自然就能理解。」在柏林落腳，吳巍最大的體會便是如此。他幸運地遇到了一個很好的爵士鋼琴教授，學習爵士音樂家那種源源不絕的創造性，開拓新的技術、衍生新的音色。也在那個國際化的環境自由地與世界各國的音樂家打交道。嘗試了新音樂，他更確定了自己去歐洲的目的：「這一代和老一輩不一樣，我們不能光是吹傳統的曲目，我們有責任將樂器往下發展！」

「和」的概念 跟大家一起玩

但站在異國的土地上，究竟要靠什麼發展？回頭看看這把樂器，當初選擇選擇了它，無疑是正確的。笙是吹管樂器，又靠簧片震動，所以有簧和管兩種混合音色。它的聲音透明清脆，可以吹出絃樂器的細膩，也可以製造出龐大的音量。獨奏時能夠以多變的吹奏技巧做出特殊音色，由於它是中國唯一的一種和聲樂器，它還能擔任伴奏，做吹、拉、彈三組樂器的「融和劑」。吳巍解釋：「笙，古時候也叫做『和』。小笙是『和』，大笙叫『巢』。這是中國人所講究的人跟人之間、自然之間、宇宙之間的和諧，這個樂器在樂隊當中產生的作用就是『和』。」但也許是巧合，或也許真如古人所言，吳巍帶著自己的傳統樂器跟各路人馬一起「和」。

既然笙有「和」的特點，他也抓住機會，開始跟手風琴、管風琴這些自由簧片樂器共同「溯源」。吳巍回想：「我在中國的時候就一直有一個夢，哪天要能跟管風琴有個組合多好。」沒想到到了德國，這個夢想真的成真：「我們在錄音室試了一下，大家都覺得很不得了，那種聲音特別和諧。管風琴的聲音是非常雄偉，但它不像笙那麼能夠靈活控制音色，本來像大象一樣不太容易動的管風琴，跟笙的搭配卻馬上就活了！」尤其在教堂裡面，因為這個樂器有泛音的特點，這樣的組合顯得更加優美。因此他們灌錄了專輯，也到歐洲很多國家演出，從做巴赫、韋瓦第到薩替等等，一做就是十五年。

談到巴赫，他特別雀躍，直說那是他為什麼選擇到德國的原因之一。巴赫的音樂在他眼中是「超越人類智慧」的，每次在演奏時都能得到新的發現。但比起自己，縱使認為他一樣能在演奏中迸發出不同火花，他卻三百六十度大轉彎，調皮地說：「我貪玩兒嘛！」

二○○五年，他接受法國馬賽舞蹈團委託，和芭芭拉．莎侯（Barbra Sarreau）合作。音樂上不難，吳巍用多樣的樂器如馬頭琴、塤、笙、人聲、二胡、把烏等，包辦演奏和編創。但這場跨界卻沒那麼簡單，不只是讓他在一旁演奏就好，而是要求他「下場」一起表演。影片中只見他兩首抱著笙，配合舞者動作一起跳舞，不一會兒還要邊吹邊扛起舞者轉圈。用循環換氣法吹奏，在沒有間斷的長音上，展現極簡又多變的表情。這其實相當有難度，尤其他一點也不懂舞蹈。他說：「我重新調整自己，以舞者的眼光出發，一開始跟音樂都無關，我每天和他們一起活動、訓練，等慢慢理解他們的語言，想著舞台上走的每一步代表著什麼？」慢慢地，他感受這個場域，重新了解到：「原來在這台上是這麼美。」於是思路就打開了，舞者的身體與樂器之間的氣息也就愈來愈有默契。

今天的傳統 就是明天的創新

然而，一場場走在尖端的表演，不免也遭人質疑，吳巍離傳統是愈來愈遠了。聽了這個說法，他笑了起來：「我曾經邀請我父親來聽音樂會，他的評論是：『你在做什麼東西亂七八糟的！沒一個旋律！』」當時他一下沒辦法接受這樣的表現：「中國傳統音樂很注重旋律，他用他受過的訓練來聽我們的抽象音樂，自然沒辦法接受，那是真實的反應。但生為年輕的一代，應該什麼都要懂、要會、要接觸，喜不喜歡那是另外一回事。」的確，也有相當多的現代作品不如期待，但總要試過才知道。音樂也一樣，如果沒有推陳出新，那麼發展將停滯不前。為此，吳巍「邊做邊學」，將今天的演奏視為明天的傳統，積極與當今最前衛的音樂家們一起計畫、工作。

就像這次要來台即將演奏的《Šu》一樣，也是兩個藝術家相互激盪的結果。提起這首作品的創作來由，還有一小段故事。原來韓國作曲家陳銀淑小時候就對笙很喜愛，只是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人來演出。後來吳巍有位很好的朋友結婚，因為朋友們都是音樂家，所以決定每個人帶一個節目去現場。那天他演奏了一首曲子，讓陳銀淑聽呆了，回去馬上就著手譜曲。吳巍說：「卅七簧笙和其他如二胡、琵琶不一樣，對作曲家來說非常難寫，因為需要先理解複雜的排列結構，否則寫不出來。」但兩個月後她交稿了，在吳巍的協助下，一來一往，琢磨出許多前所未有的想法。沒有任何旋律、完全採用現代技法，《Šu》就這樣成為目前笙曲當中，最難挑戰的一首樂曲。

除此之外，其實他一直有兩條路在走。一條是往最先進的音樂拓展，另一條，則是往最古老的歷史挖掘。多年來，他探究唐代雅樂，因為在中國已經失傳，只有日本保存完好。為了從這些活化石學習，他還特地前往日本學習。在去年十二月初，他才在新加坡從唐代僅存的六首笙獨奏曲中，挑出一首曲子首演。而去年獲聘上海音樂學院後，他也積極跟著其他教授到民間採集。有趣的是，在尋根的過程中，他往往又找到了新的素材。

「生活在熟悉的文化中，我們不會有太大的感受；可是當與文化有了距離，就會產生一種美。換了一個眼光，從不同的側面，也會發現許多新的事物。」不怕挑戰、不怕失敗，用「和」的精神連結東西方，更借著一把笙去窺探世界。儘管中西合璧、宜古宜今是他的寫照，但最單純的出發點，就像他的口頭禪一樣，就是：「好玩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