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河床劇團的《千圈の旅》，選擇以草間彌生作為創作的發想與對話源頭，並依著她不同階段的生命軌跡，搭配以五段不同的舞台盒子，侃侃陳述兼探索草間彌生內心底層的幽微秘境。

導演是由郭文泰與何采柔共同掛名，我並無法知悉兩人間的合作模式與角色輕重。但本劇其實依舊有著非常強烈的郭文泰過往特色，因此我也暫時以郭文泰作為本劇主要創作人的假設，來進行我的探討與思考。

遊走於現實與超現實之間的行旅

成立於一九九八年的河床劇團，雖然已經驚人地推出卅多件作品，卻依舊承繼著濃厚的郭文泰「作者論」的創作風格。郭文泰的劇場語言與美學，自一起始就強烈建立與他者的殊異特質，尤其帶著些許華麗、冷凜、詭異與黑暗的視覺風格與美學態度，更是已然印記般的鮮明易辨。

其中，天主教的聖性儀式與日本妖怪美學、慾望的不可能與罪的無所不在、符號的隱喻與死亡的象徵，交疊編織地鋪陳郭文泰的語言底蘊。是一種近乎夢境般的構成，對一般劇場所通常依賴的話語敘事模式，有著徹底棄絕的堅定，反而對於視覺本體（與音樂）的溝通能力，有著高度的自信與堅持。

基本上，觀看郭文泰的戲劇，是某種遊走於現實與超現實之間的行旅，依賴理性意識建立的所謂理解，常常反而會將人導入迷陣，甚至心生難以溝通的挫折。但是，郭文泰雖是疏離飄渺、卻絕非反溝通，某個程度而言，他只是運用他熟知也喜愛的語言作陳述，從來無意去疏遠與觀者的距離。

那麼，郭文泰的語言是什麼？他又是如何敘述他的戲劇呢？

意識流的時空自由流動模式

就以《千圈の旅》為例。由五個魔幻般移動的空間，所切分出來的生命敘事段落，拼貼鋪陳草間彌生的生命與心靈狀態。一啟幕，席地而坐的女者，盆栽般緩慢蜿蜒著自己的身軀，讓我們聯想到能劇的靜與定，而後從口中吐出的雙紅球，與孿生子般出現的雙白衣女者，暗示著爾後分裂或雙重的生命狀態。

角色們的身體與動作，因為某種禁制與緩慢化，而得到儀式性的張力。作為一個人的本體，擺盪在被物件化的虛無可能狀態裡，讓人因此擾動不安。因為，這是對於人體動作慣性的異化／背叛，目的也許是生命現象被理所當然與匆促對待的不平之鳴，更可能是對於人的真實面貌應當還原的呼喚。

第二個空間場景是玻璃櫥窗的展示，陸蓉之扮演此刻的草間彌生。在潔癖者塑膠包封的無塵環境裡，孤寂地獨坐沙發看著電視，與第三個空間裡被神格化／鎂光燈聚焦的草間彌生，拉出現實與舞台的無情落差。而童年自我的出現，召喚出一些記憶的再現（譬如白色海綿填充物的置入手臂與兩腿間），生命的崎嶇與孤寂，隱隱若現。

這樣的敘事方法，看似以蒙太奇來處理拼貼記憶的破碎，其實更有著意識流（反理性）的時空自由流動模式，一如喬哀斯的《尤里西斯》、或是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裡，是對於記憶與現實反覆交疊的難明與迷戀，也是對於線性敘事的反叛。

對於惘惘反覆不斷重演現實的反視

二○一三年台中國美館的「亞洲雙年展」，郭文泰在參展作品More than this裡，寫下了這樣的創作自述：

「我們認為生命中有一條敘事線，能將自己的存在中所有的隨機事件串起，成為一個完美的故事，這是我們活著的信念。因此，我們的行為與生活，落入了僵化的模式，從我們的床舖夢遊到辦公室……甚至，我們互道早安時的微笑與晚安之吻，都揉雜著惘惘的既視感——我曾做過這件事嗎？我不是一直在做這件事嗎？」

本質上，是對生命的現實脈絡提出質疑，也對生命所暗藏的荒謬，發出嘲諷的訕笑。這似乎就是郭文泰的生命觀，是一種對於惘惘反覆不斷重演現實的反視，也藉此對草間彌生整體生命提出觀視，其中有著些許的虛無與悲觀，以及一絲絲溫暖的同情。

這是郭文泰多年來，以實驗及邊緣試探劇場可能，在空間、美學與超現實的隱喻上，非常漂亮的一次整體展現。其中，我們熟悉也愉悅地再次見到河床劇團發出的強力能量與訊息，不管是對於疏離與誘引的曖昧關係，靜止與移動的矛盾對立，角色與物件的同質無分別，都暗示了極其寬大的想像。而對於美學與空間的處理能力，更是永遠令人驚嘆！

堅持玩起自己的永恆遊戲

也許，《千圈の旅》至終真正所探討的，還是生命與死亡間，永遠輪迴不斷的關係。郭文泰像個哀傷的孩子，在洞悉死亡必將是生命的歸處時，堅持玩起了自己的永恆遊戲，他以一個劇場裡的巫師身分出現，將死亡與生命遊戲般地斷然分開，因此讓信念與愛得以在其間迴繞不滅。

在同個自述裡，郭文泰繼續寫著：「More than this歌頌著改變的可能性：帶著一個不同的故事，重新住進我們的世界，開啟同一棟房子的大門，看見相同的人……但一切都改變了；藉由這些變化，我們也改變了。」

是對不斷的改變（相對於永恆），一種固執的恐懼與迷戀，以及對於迷宮般的未來可能，一種執迷難返的信仰。草間彌生的生命，恰恰是這樣的迷戀與信仰，並暗示對這一切現實的對抗與悲劇，正是一種奧德賽英雄行為的再次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