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下旬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首演的《克林霍夫之死》，是描寫一九八五年義大利油輪遭到四名巴解成員綁架、並殺害一名美籍猶太旅客的歌劇，該劇一九九一年就首演，卻在這次重製演出引爆爭議，引來猶太團體撻伐，連前任紐約市長朱利安尼也來抗議。但這真的是一齣「反猶太」歌劇嗎？在《戰馬》導演湯姆．莫里斯的詮釋下，劇中對暴力的分析、以及對暴力的譴責，雙軌並陳，事實上是對巴勒斯坦與以色列雙方的全面透視。
你可以想像前任台北市長，在國家劇院門外，率眾抗議一齣新戲扭曲了外省人的形象？可想而知，這事不會在台灣發生。不是我們的戲劇缺乏社會意識、政治火藥，而是，我們的首長從來不把藝術真的當一回事。
然而這事就發生在二○一四年的紐約，十月廿日大都會歌劇院的《克林霍夫之死》The Death of Klinghoffer首演之夜，紐約前市長朱利安尼率領數百群眾，其中一百人還坐在輪椅上——他們不是身障人士，而是模擬劇中被恐怖分子扔下海的無辜主角。他們對著即將入場的觀眾大呼「可恥！」而在當晚演出中，觀眾席也騷動不安，有人持續叫囂：「克林霍夫的謀殺永遠不能被原諒！」
老戲重製 因抗議而票房滿座
這齣描寫一九八五年義大利油輪遭到四名巴解成員綁架、並殺害一名美籍猶太旅客的歌劇，觸動了爭議不斷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問題。原劇首演於一九九一年紐約，是作曲家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作詞者詩人愛麗絲．古德曼（Alice Goodman）及導演彼得．謝勒斯（Peter Sellars）合作的當代議題三部曲之二（另兩部是一九八七的《尼克森在中國》和二○○五年的《原子博士》）。事隔廿三年紐約重新推出此劇的完整製作（中間有兩度歌劇音樂會形式的演出），卻引起猶太團體的激烈抗議，無非是因為，大都會歌劇院向來是保守派音樂觀眾的大本營。他們開發新觀眾的努力並不成功，例如比起二○○八／○九劇季舊版《指環》的演出上座率九成七，二○一二／一三劇季羅伯．勒帕吉的新版《指環》卻只有七成五。而行政總監葛爾伯（Peter Gelb）的現場轉播計畫“Live in HD”，吸引到的還是四分之三為六十五歲以上的觀眾。歌劇院持續推陳出新有其必要，卻沒人料到《克林霍夫之死》引起的波瀾，讓預售期一路低迷的賣座直接衝到當季最高。
朱利安尼對媒體聲稱，他是大都會歌劇院的贊助者之一，身為歌劇的鐵桿粉絲也已五十七載，雖然歌劇院有權演出這齣歌劇，觀眾也有權觀賞，但「我們也有權抗議」。不過其他群眾不像朱利安尼那麼從容，他們多半拒絕欣賞這齣「反猶太」歌劇，還通過網站、雪片般的信件，希望歌劇院取消演出。大都會歌劇院採取了折衷措施：取消了預定的現場轉播，並在節目單上刊載克林霍夫兩位女兒的公開信。信上宣稱：「我們強烈支持藝術，並相信戲劇和音樂可以在檢驗、理解當代重大事件上擔任批評性的角色。但《克林霍夫之死》不是這麼回事。這齣歌劇合理化、浪漫化了對我們父親的恐怖謀殺……恐怖主義不能有理由。不能被解釋。永遠不該被當作政治抗議的手段而被容忍。」
身為家屬，憤怒可以理解。但身為觀眾，我們可否看看，這齣歌劇是如何描寫犧牲者，又是如何描寫恐怖分子？而導演又是如何在舞台上，把這一切呈現出來？
昔日猶太人處境 疊映在今日巴勒斯坦人身上
《克林霍夫之死》全劇音樂猶如巴赫《馬太受難曲》，以合唱團及數位不同主述者交錯敘述一部沉重、憂傷、高度象徵性的事件。全劇採用倒敘方式，由劫後餘生的船長與旅客聽證報告事情始末，也讓整齣戲的節奏張馳有致（例如還有一位穿泳裝的女士以生動的語調唱出她的大驚小怪）。
當這艘遊輪停靠在埃及港灣，大批旅客上岸遊覽金字塔，只剩老弱婦孺在船上休息時，船上四名巴勒斯坦游擊隊員因為不小心暴露武器，而展開劫船。劇名所指的里昂．克林霍夫──一位猶太裔的美國富豪，坐在輪椅上無法行走，在下半場才出現，然後在要求沒有政府回應時，很快被他們的領袖暴烈地殺害了，成為整個事件中唯一的犧牲者，並連同輪椅推進海裡。最後，暴徒安全離開，船長才告知克林霍夫夫人，她先生的死訊。全劇終結在夫人孤獨無望的獨白中。
劇中最引起爭議的，便是暴徒對猶太人的辱罵，以及其中最年輕的成員，透過回憶中與母親的對話，訴說離鄉背井成為亡命之徒的苦衷。但這些都是透過特定人物的背景，呈現的合理事實，實在無法歸咎於劇作本身的偏見。而克林霍夫顯然無辜的死，引起的更是同情、哀憫居多。
導演湯姆．莫里斯（Tom Morris）是當代劇場經典《戰馬》的導演，《克林霍夫之死》的這個版本二○一二年即在英國國家歌劇院（ENO）上演，今年才搬到紐約大都會。他的手法極具歷史視野，開場即將原本巴勒斯坦難民在一九四八及一九八五兩度的流亡合唱之間，巧妙穿插了猶太民族自古以迄二次大戰的流亡，合唱團脫下頭巾，便瞬間從巴勒斯坦人變成猶太人，突顯兩個族群共同的命運，並將昔日猶太人的悲慘處境，疊映在今日的巴勒斯坦人民身上。
直面暴力 對巴以雙方的全面透視
湯姆．莫里斯比首演導演彼得．謝勒斯的抽象處理，更為注重歷史真實，不但在背幕頻頻打上年份與事件報導，場景也具體得多。心理層次則依賴一輪巨大紅日在背景亮晃晃地映照，強調了恐怖分子內心的悲絕與船上難民的震怖。原劇中，克林霍夫之死在場外發生，猶如希臘悲劇的慣例，然而在湯姆．莫里斯的處理下，台上卻兩度呈現殺人的畫面——一次從背面、一次從正面，讓觀眾直面暴力的殘酷與荒謬。如果說他在為恐怖分子講話，這一場景即是最佳反證。我們看到的，是巴勒斯坦人受以色列迫遷與凌辱的悲劇，成為今日猶太人（與其他被挾持的英美遊客）重蹈他們父母輩被納粹挾持命運的原因。劇中對暴力的分析、以及對暴力的譴責，雙軌並陳，事實上是對巴以雙方的全面透視。無奈，抱持特定立場的人，恐怕永遠無法接受對方也有人性、也是受迫害者。這齣戲上演時所遭遇的紛爭，在現實中再度印證了劇中的主題，讓二○一四的大都會歌劇院，成為今日巴以僵局最鮮明的註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