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由法國導演馬修．華（Matthieu Roy）創立的守夜人劇團（Cie du Veilleur）致力於搬演當代劇作。秉持著自我要求、社會需要與親民性三項原則，該團創作出一系列挖掘法國社會矛盾性的作品，無論是刻劃布爾喬亞夫妻婚姻危機的《夫婦之愛》、探討族群認同的《即使騎士都被遺忘》或反映教育問題和青年沉迷社群媒體現象的《無謂之日》。對導演而言，讓觀眾聽見當代文本的獨特性，並讓它們以不同的方式回響在日常的每個角落就是他的目標。

守夜人劇團每一部作品的風格都截然不同，深具實驗性。它藉由多元性的舞台空間、繁複的劇場元素，發展出一種沉浸式劇場（Théâtre Immersif）。這種表演風格試圖超越舞台與觀眾的隔閡，讓觀者能夠融入劇情之中，享受到更深刻的劇場體驗，一如《溫柔的背棄》中，觀眾隻身在車廂裡，一邊觀察著窗外的投影風景，一邊聽著身旁演員的呢喃細語。這種前衛性的表演手法讓守夜人劇團在二○一四年以深具潛力的新銳藝術家之姿入選亞維儂官方藝術節。

此外，重視教育傳承意義的馬修．華也在世界各地舉辦工作坊、與青年藝術家交換意見。二○一五年，他曾來台北舉辦導演工作坊，促成了與臺北藝術節、同黨劇團的跨國合作。《歐洲聯結》匯集了羅馬尼亞劇作家的省思、法國導演的創意與台灣演員的演技，將會帶領觀眾進一步認識現代國際政治的危機。

Q：在展開自己的創作前，您曾擔任許多歐洲知名導演的助理，例如，喬埃．波默拉與彼得．胥坦。與他們工作的經驗給您什麼樣的影響？您如何與守夜人劇團的工作夥伴們一起創作？您在之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A：二○○七年從史特拉斯堡高等戲劇學院畢業後，我便成立了守夜人劇團。劇團主要以呈現當代戲劇文本為主。這項決定不只源自於我的學習背景，也關係到與喬埃．波默拉工作的經驗。我並不是劇作家，而是要讓人聽見當代作者聲音的導演。我和同一群藝術夥伴們合作了近十年。我們的創作建立在團隊工作的基礎之上，但這種團隊工作並非集體創作。劇團裡，由我負責挑選要呈現的劇本。這個角色有點像是編輯，握有一部分的主導權。然而，這項決定必須獲得其他參與者的同意。文本確定之後，所有成員都必須從頭到尾參與製作過程，如同波默拉的創作一般。一開始，我們至少會花上一個禮拜的時間讀劇，一同商議出舞台雛型、要用何種劇場裝置使觀眾融入戲劇動作之中。這樣的討論匯集了不同的觀點——無論是表演、燈光、聲效或空間——奠定了之後集體敘事的方向。

Q：為何您對當代戲劇文本情有獨鍾？

A：當代劇作家是一種困難又複雜的行業，他們就像是「我們富有先知能力的同胞」—如同法國導演Bernard Sobel（註1）所言。當代作者用文字描繪了我們共同存在的世界，進而表達出他們對於現世的看法。我非常欣賞這種對於社會、政治提問的態度。與其呈現經典作品，我寧願選擇讓大家看見嶄新的戲劇文本。發現未來有潛力的新作者才是劇場的當務之急。這就是守夜人劇團在法國劇場的任務。

Q：您如何挑選劇作？

A：選取劇本時，我不會針對特定的主題，但我會著重文本內容和形式的一致性。內容上，我傾向選擇政治性強烈、質疑現世的劇本，像是《歐洲聯結》或探討青年激進化的《殉難者》（註2）。當代劇場必須觸及社會面臨到的種種問題。形式上，我則會察看作品的風格與詩意是否足以強烈到挑戰其演出的形式。例如，搬演《歐洲聯結》最大難題在於 如何在舞台上呈現以第二人稱為主詞的內心獨白？這成為搬演此劇最大的困難。但是這個問題也讓創作團隊進一步思考劇場再現、舞台形式的可能性。

Q：您的作品中經常出現獨白的場景。它們譜出一種親密的氛圍，讓觀眾覺得自己正在窺視角色內心的思辨。為何您經常選擇充滿大量獨白的劇本？

A：我們活在一個群體意識逐漸被個人主義取代的社會。這也是為何當代劇場開始用一種個體的角度去思考人性。獨白文體也挑戰了演出的形式。獨白場景有時候並不會只有一個演員在說話。《歐洲聯結》中，一個彷彿是男性的政治說客在講述他的職業生涯。然而，在我的導演版本裡卻有四個演員。因此，台上會呈現出不同政治說客的樣貌：兩男兩女，分別來自歐洲和亞洲。這成為讓藝術團隊發展的基礎。要是我們只選擇讓一個角色陳述他的想法，那就失去了創作的自由。當代劇本讓導演有創作的空間，使他可以在舞台上繼續書寫，發展出超越文字的內容。

Q：透過獨白場景，您試圖突顯何種戲劇效果？您想要帶給觀眾何種感受？

A：我處理獨白場景主要建立一種分裂的概念上，讓觀眾感受到所見和所聞之間的差距。舞台上呈現的並非文本描繪的場域，演員也不用摹擬陳述者的狀態。在導演手法上，我習慣加強文本與舞台意象之間的差異性，讓觀眾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進而開啟他們的想像。在某方面，這種形式與布萊希特提出「教育劇場」有點雷同。因為它們都讓觀眾脫離消費者的角色，變成一種觀察舞台的探究者。

Q：守夜人劇團企圖發展一種沉浸式劇場。無論是舞台裝置、聲音效果或是投影，所有的劇場元素都用於形塑劇本指涉的環境。對您而言，沉浸式劇場的定義是什麼？要如何用各種劇場元素帶領觀眾融入劇情中？

A：在執導幾齣戲之後，我才發現自己作品的共同點：賦予觀眾參與的空間。參與的首要條件就是走進劇場、坐好、面對面去端詳一部作品。但我和藝術團隊們想要有所突破，所以就嘗試了一些實驗性的手法：雙面台、耳機裝置或是流動性的影像。這些試驗讓參與多了一層遊戲性，也吸引到一些從來不上劇院的群眾。對他們而言，一般戲劇演出都太制式化了，毫無新鮮感；可是當代劇場的演出往往都讓他們感到出乎意料。這就是我們想要帶給觀眾的感受：一種全然的驚喜、觀戲經驗的多變性。為了要達到這種效果，我們也借助於科技藝術——無論是聲音、燈光還是錄像。這些元素使舞台意象可以更具體，同時也令人省思當代的環境。

Q：您發展的沉浸式劇場與其他劇團有什麼不同，例如，以《不眠夜》Sleep no more聞名的英國劇團Punchdrunk，或是德國劇團「里米尼會議紀錄」（Rimini Protokoll）？

A：不同於從舞台裝置著手、再發展演出內容的里米尼會議紀錄，我和創作團隊先從戲劇文本出發，再一步步構思沉浸式劇場的手法。這與《不眠夜》也有所差異，因為它並不算是一齣莎劇的改編——儘管它的創作靈感來自於《馬克白》。我們並不只想給觀眾一種感官刺激，而是要創造出一種適宜的氛圍，讓他們能聽見文本。有時候可能借助錄像，或是耳機播放，有時候可能根本就不需要任何輔助。我們發展的沉浸式劇場脫離不了文本的風格與結構。

Q：二○一三年在愛丁堡藝穗節演出《奇才》之後，您開始推動「巡迴舞台」（scène itinérante）計畫，要創造出一個可以調整、移動的表演空間。您為何會想展開這個計畫？可以為我們解釋一下這個計畫的遠景嗎？

A：這個計畫可以追朔到我青年時代。當時，我就是看了一齣帳篷劇，才決定做劇場。之後，不管去歐洲各地巡演——甚至在台北——我發現全世界的劇團都遇見相同的難題：要如何配合不同的表演空間？各地劇院的建築結構都深深影響著舞台空間。與其適應不同的場地，我寧願像蝸牛一樣把劇場帶到不同的地方，讓全世界的觀眾都能享受到同樣的戲劇效果。守夜人劇團、臺北藝術節與同黨劇團共製的《歐洲聯結》正是這計劃的第一步。無論是台灣或法國的觀眾，他們都戴著相同的耳機，坐在一樣的觀眾席上欣賞同樣的演出。即便現在我們仍在固定的劇院裡演出，但未來我希望能夠發展出一種多功能式的移動劇場，在不同的公共場所巡演。這個現代版的「帳篷劇場」配備了各種燈光、音響器材，也可以讓不同的創作者展開自己的舞台實驗。

Q：您如何看待像《歐洲聯結》這種跨國共製的模式？您與同黨劇團是怎麼工作的？對於這次與台灣藝術家的合作，您又有什麼樣的期許？

A：與台灣藝術家的合作是全新的經驗。台灣的演員即將抵達法國進行排練，之後《歐洲聯結》會在台北首演，也會在法國七個城市巡演三個月。這將是一場豐富的旅程，因為它不僅改變了我的工作習慣，也會是一場深具意涵的文化交流。這種模式保留了國際化和在地化的特質，奠定了廿一世紀劇場工作的基礎。藉由藝術節，台灣團隊可以深入歐洲的人脈網絡，我們也可以與亞洲的劇場接軌。排練前，法國與台灣的團隊透過網路一起擬訂製作計畫。此外，我們也實際展開舞台空間的研究。舞台設計高豪杰曾來法國與我商討劇作與空間，我也去台北探勘過水源劇場。我非常有信心雙方的合作會迸出精采的藝術火花。

Q：首次與台灣藝術家合作，您選擇了一部與歐洲當代政治密切相關的劇作。您怎麼處理兩種截然不同的背景？您又如何找到《歐洲聯結》與台灣政治的關聯？您覺得台灣觀眾會怎麼看待這種批判當代政局的演出？

A：雖然這齣戲以歐洲為名，但它質疑了掌控全球農藥管制的政治遊說制度：當歐洲議會通過一項法案，將會對美國甚至是亞洲的農業造成何種影響？我經常與戲劇顧問周伶芝討論，為了找到劇中元素在台灣環境中的對應面。當我去年帶領工作坊之時，台灣演員非常訝異可以在劇場討論這種問題。這讓我非常感動。我希望《歐洲聯結》能夠帶領台灣劇場直接探討社會、政治等議題。

註：

1. Bernard Sobel在2007年離開任職40年的熱納維耶劇院（Théâtre de Gennevilliers）之時，接受《人道報》L’Humanité專訪，在訪談中他提到，自己的成就來自於當代劇作者的洞見，並稱他們為「我們富有先知能力的同胞」。（www.humanite.fr/node/363991）
2. 《殉難者》為德國劇作家馮‧梅焰堡（Marius von Mayenburg）2012年的創作。內容講述一名高中生尋求生命的意義而逐漸成為天主教基本教義派的忠實信徒。除了探討歐洲社會青少年因宗教而激進化的現象外，作者也提出對於歐洲開放性教育制度的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