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者(胡鑑)僅剩下光點閃爍後的物理微粒,在空氣中灑下散布的煙雲。
表演者(胡鑑)僅剩下光點閃爍後的物理微粒,在空氣中灑下散布的煙雲。(黃翊 攝)
舞蹈

美化了的戰爭死亡場景

雖然這支作品中的舞蹈動作有著後現代舞的極簡風格,但卻與後現代舞蹈追求理性的抽象非敘述性不同,反而是透過精煉的動作語彙,搭配豐富的劇場元素,創造強烈的情緒張力,表現出古典現代舞對感性美的重視,而這樣對完美的追求,也隱約讓人感覺到一絲不安,這個不安或許來自創作者神聖化、抑或「昇華」了戰爭成為劇場藝術元素的美學態度。

文字|張懿文、黃翊
第312期 / 2018年12月號

雖然這支作品中的舞蹈動作有著後現代舞的極簡風格,但卻與後現代舞蹈追求理性的抽象非敘述性不同,反而是透過精煉的動作語彙,搭配豐富的劇場元素,創造強烈的情緒張力,表現出古典現代舞對感性美的重視,而這樣對完美的追求,也隱約讓人感覺到一絲不安,這個不安或許來自創作者神聖化、抑或「昇華」了戰爭成為劇場藝術元素的美學態度。

《地平面以下》合唱團現場演奏版  10/19 

《地平面以下》原版  10/21

台北 城市舞台

《地平面以下》以聰慧的劇場美學,演繹了充滿情緒張力的實驗作品,從對戰爭中死亡的聯想,描繪只留在地平面以下的「影子」,透過傾斜20度角的帷幕創造出令人驚喜的投影,與舞者展開私密的對話。布幕的使用細膩而多變,既可以是投影時變化多端的背景螢幕、也是戰爭投影時的顯示屏幕、在不同光源的轉折中,又化為布本身的物質性:有皺摺的、可以撫觸而產生光滑面細紋的,有著象徵意涵的包覆束縛,如舞者從布面鑽出的荒蕪意象,而舞台上最後一幕安靜而沉寂的裹屍布,靜穆靜默的形象,也讓人聯想到如法國新古典主義大師大衛的名畫《馬拉之死》,透過藝術描繪時事,同時又用運用了古典主義的美學:崇高、美化了殘酷的死亡場景。

身體存在感對戰爭的破壞性隱喻

以「移情」(empathy)為概念,可以進一步探討此作中「藝術家」—「作品」—「參與者」之間的觀看關係, 在動覺認知(Kinesthetic awareness)的理解上,表演理論學者相信觀者在觀賞演出時,也有能力同時參與演出者在舞台上相同的動覺經驗(Kinesthetic experience),例如舞蹈人類學者Deidre Sklar就認為,除了對物體(objects)的移情之外,移情應該還要包含一種動覺學層面上的認知,她稱之為「動覺移情」(Kinesthetic empathy)的概念,在這樣的架構下,發生在劇場表演中觀眾的移情,是指觀者透過自己對身體和對舞台上相同的動覺經驗之感知而產生連結,進而對舞台上的表演產生更進一步的認同和理解。

作品中的影像成為了身體姿態(gesture),此作中影像的動態也是編舞過程的一部分,讓場面的調度顯得更為多樣化,而身體舞動的極簡風格,也在數位技術的協助下,得以自我複製並差異化,最後更進一步複數化,彰顯強烈的情緒渲染效果。舞台上,人與影的互動,不管是舞者與布幕背景中的影像、舞者彼此之間單純的雙人互動、舞者與物件(如機器狗)、抑或是舞者與合唱團團員間的景深關係,都處理得精巧。而這也唯有在距離舞台很近的地方,才得以讓觀眾仔細與台上表演者「移情」,若坐在二樓或遠處的觀眾,只能在擴延的影像與人物互動中,感受到影像運動成為流動的狀態,此時,軟體創造了運動身體的科技感,重新形塑其近乎「無人」的劇場表現力。有趣的是,筆者觀賞了兩場演出,在較近距離觀賞時,技術讓舞台成了虛擬與真實張力互相碰撞的異質空間,譬如獨舞者與一個虛擬的鳥兒共舞,但這個虛擬的鳥卻是以電腦動畫的方式呈現,而觀眾是透過自身的感受去連結並想像這嬉鬧的互動;但在觀賞距離遙遠時,舞台上的身體彷彿消失了,只看到一個個虛擬的人形、踏步擴展,又或是舞者如核爆般,表演者僅剩下光點閃爍後的物理微粒,在空氣中灑下散布的煙雲,舞者好似無法掙脫技術壓迫,活生生身體的存在感消失,但也讓人感受到戰爭對身體的破壞性隱喻。

後現代舞極簡風格  卻創造強烈情緒張力

錄像裝置經常透過影像和身體來表達對時間、逝者和靈魂之間的關係,例如,王俊傑獲得台新藝術獎的錄像藝術《大衛天堂》,透過精細技術來烘托詩意的美感,追想逝去的回憶;在二○○六年的台北雙年展「限制級瑜珈」,巴西藝術家Valeska Soares 的《經過》Walk on by,透過裝置藝術帶出對時間、空間、記憶和身體的遙想;而黃翊的《地平面以下》,則透過電腦延異的影像去創造更多私密的情緒:舞台上舞者的極簡細微動作,恰好與投影布幕中的人物形成呼應,當觀者在欣賞時,也就與作品產生即時的互動,舞者是實體,而影像中的人影經過來去,與此相對應的是坐在劇場中的觀眾,觀者的實體存在是真實的,而影像來來去去,背影布幕的場景詩意地表現出一種流動性,彷彿串聯了過去與現在、真實與虛擬,流露出懷舊與哀傷的親密氣息,而這個詩意,要在觀賞距離近的地方,才看得清楚。

舞蹈研究學者Susan Foster在Choreographing Empathy一書中,針對「移情」的概念進一步發想,她認為舞者和觀眾之間的關係,其實是受到不斷變化的社會文化條件所影響,因此這些「共感」往往是透過創作者所精心構建的,在《地平面以下》,雖然演出文案寫著「沒有聲音、沒有氣味」,然而荷蘭室內合唱團的演出,依舊激發了觀眾最大的共感性,音樂的催情與鼓動人心,盈溢在這支作品中,即使閉眼也能感受到此劇強烈的情緒,好似舞蹈、劇場元素與音樂,都被放到了最滿的狀態。有趣的是,雖然這支作品中的舞蹈動作有著後現代舞的極簡風格,但卻與後現代舞蹈追求理性的抽象非敘述性不同,反而是透過精煉的動作語彙,搭配豐富的劇場元素,創造強烈的情緒張力,表現出古典現代舞對感性美的重視,而這樣對完美的追求,也隱約讓人感覺到一絲不安,這個不安或許來自創作者神聖化、抑或「昇華」了戰爭成為劇場藝術元素的美學態度。

美化了的恐怖  如何讓人對戰爭感同身受?

除了精緻的劇場手法,還有什麼方式可以討論殘忍的戰爭現實?爆炸的投影,或紅色光束不帶感情穿射舞者身體畫面,以美麗而直白的方式呈現,這些讓人熟悉的戰爭影像(讓人想到藝術史中的「照相寫實主義」,以相機照片而非實際寫生來採集視覺創作訊息),是否依舊能令當今過度仰賴視覺而早已對影像彈性疲乏(如法國哲學家布希亞諷刺性的討論「波斯灣戰爭並不存在」)的觀眾,真正感同身受戰爭的殘酷?而在歐美主流社會關注「重要國際」移民的大論述之際,劇場將恐怖美化,以一種中產階級的品味——有足夠距離的美感(如節目單所述「以一個節制的距離紀錄下的煙硝剪影」)——來關懷人道主義時,創作者如何去面對去脈絡化、甚至是扁平化戰爭所產生的倫理議題?或許,被譽為美國最後良知的已故評論家蘇珊.桑塔格,曾多次在波士尼亞戰爭時,親自到戰場塞拉耶佛執導《等待果陀》,可以提供對戰爭創作實驗的另一種人道與田野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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