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在高爾基劇院演出、由弗里耶奇執導的《致科學院的報告》，改編自卡夫卡的短篇同名小說，劇中主角「紅彼得」講述自己如何遭狩獵隊捕抓，從黃金海岸被帶到歐洲；過程中為了求生，開始模仿船上水手的行為舉止，最終「融入」了人類社會之中。戲中暗指了德國在非洲大陸上的殖民暴行，以及在本土極度歧視的「人種展」；他也控訴當前失敗的融合政策，並隱約點出，敗因正在於僅將移民與難民視作有用的勞動力。
一八四八年，戈特弗里．哈根貝克（Gottfried Hagenbeck）在漢堡開始了他的新行當——動物展商人。出身於漢堡聖保利（St. Pauli）的他，過去的職業——燻魚販——很自然與當地相符。不過，比起燻魚，展出動物卻讓他獲得大成功。他把幾隻海獅冠上「美人魚」的名號，連帶一些由水手帶回的珍禽異獸巡迴展示。
他的兒子卡爾（Carl Hagenbeck）則在接手後（1866）把父親的事業發展得更大。卡爾．哈根貝克不僅派遣探險隊到非洲獵捕動物，建立哈根貝克動物園（Tierpark Hagenbeck，現仍存於漢堡，並由該家族經營），更在十九世紀七○年代，舉辦了史上首次的「人種展」（Völkerschau）。過去，老哈根貝克將動物權充作「異人」展出，而小哈根貝克在這處「人類動物園」裡，則索性就將 「人」作為「人」展出！
跳出卡夫卡小說的當下詮釋
這是《致科學院的報告》Ein Bericht für eine Akademie文本的故事背景。《致科學院的報告》原是卡夫卡的一則短篇，主角「紅彼得」（Rotpeter）講述自己如何遭狩獵隊捕抓，從黃金海岸被帶到歐洲。過程中為了求生，開始模仿船上水手的行為舉止，最終「融入」了人類社會之中。
原先在短篇裡簡單幾字帶過的「哈根貝克」、「漢堡」及「動物園」，被導演弗里耶奇（Oliver Frljić）抓緊並放大，成為了劇院裡整夜的主軸。在這位擅長挑釁、並且務必在每件作品中都加入與演出地點高度相關政治議題的導演編導下，由約納斯．達斯勒（Jonas Dassler）飾演的「紅彼得」，坐在一張古典華美的皮沙發上，以整面書牆為背景，彷彿將觀眾當作科學院士一般，講述他至今如何「成為人」的經過。
與卡夫卡的原文及其他舞台版本相比，弗里耶奇版不同的地方是，「紅彼得」甚至融入了哈根貝克家族，娶了他們的女兒為妻，最後還成為德國的國會議員。整場戲的高潮，也始於躍出卡夫卡既有文本以外的部分：由舞台設計師伊果．鮑許卡（Igor Pauška）所製作的書牆，在「紅彼得」背後崩落。這時觀眾才發現，其實我們與「紅彼得」一起被關在一個大牢籠之中。而籠中還有籠：舞台更深處，是一只德國國會外型的白鐵籠，裡頭則是一隻真正的猿猴。
這樣的設定，讓人不難想像導演弗里耶奇的意圖，符號與意義間的對照卻稍嫌過於刻意。戲中暗指了德國在非洲大陸上的殖民暴行，以及在本土極度歧視的「人種展」；他也控訴當前失敗的融合政策，並隱約點出，敗因正在於僅將移民與難民視作有用的勞動力。然而，即便他們再怎樣努力地遵從主人／白人的社會所既有的規範，猿猴終究是猿猴，而不會被視為人。
從一個牢籠到另一個牢籠
若找尋其他版本的《致科學院的報告》，演員一般多將「紅彼得」演繹為具動物性的猿人，彷彿早年電視劇裡面詮釋孫悟空的方式。他們把自己原有的演員身軀視為人，然後嘗試在其中時不時混入一些野獸的本能（譬如搔癢、不自然的身軀扭動），以提醒觀眾這是一隻猿猴化身的人。然而達斯勒的表演，卻採取了完全不同的進路——他詮釋了一個時而冷靜，時而憤怒暴烈或自卑慌張的「人」。卡夫卡文中的「紅彼得」，指的並非真正的猿猴，而是人——只不過，是非我族類的人，也就是他者。達斯勒飾演的「紅彼得」，正表達了由「他人」變成「人」過程當中的所有嘗試與挫敗。
異化為「人」的這個過程，也透過達斯勒的表演，切中卡夫卡所有作品中永恆不變的命題：不管是卡夫卡原作裡可能的隱喻，帝國治下只能講著他人語言的猶太人，又或是弗里耶奇和達斯勒延伸詮釋的，當今歐洲社會裡的移／難民，終究只能是無能為力、任憑擺布的個體。「在總是無法選擇自由的前提下，我沒有其他的路可走」，「紅彼得」這樣說。拋棄了原有的自己，「紅彼得」為了逃離牢籠，安然進入新的社會之中，而終究還是將自身塞入由體制、語言與文化慣習所構築而成的另一個無形牢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