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證明，戰爭的集體性，大多時候皆是被建構出來。那場甲午戰爭激起的系列波瀾，後來又延續到二戰，催生出高俊宏《小說：台籍日本兵張正光與我》裡的故事。其中納入台籍日本兵的日本帝國戰爭面貌，又是另一個層次的場景。若想觀測這系列歷史切片間黏稠的關係，則除了台灣既有的資料，《夾縫轍痕》則提供了超越台灣視野的另一種觀點，為跨帝國、身分認同的諸眾樣貌，增添了新的可能。
52PRO！《夾縫轍痕》
2/29 台北 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烏梅劇院
二○二○年二月廿一日晚間在華山烏梅劇院台灣首演的《夾縫轍痕》，到三月十七日止已在《PAR表演藝術》雜誌與《表演藝術評論台》分別收得一篇與七篇評論。為多數評論人所注目兩大重點是：第一，故事觸及時間中爆發的兩場戰爭，從「為生（生活）而戰，到為（國家）死而戰」（註1）的差異；第二，則是國民與國家間心理與社會結構扭曲、複雜的關係。
在國家背後的個人
在前者的討論相對較無異議的情況下，針對後者則衍生諸多看法。三月十二日吳思鋒提出疑問：「此作調度出來的漁眾的庶民形象，是否具有作為以他者解構國家（主義）的能動性？還是反而鞏固了國民國家的結構？」（註2）筆者以為，在多篇評論中皆可找到對應回答。首先，王威智於三月六日的文章指出，透過同是殺人菁英的兩人，玄吾已能完全融入漁船生活，相反地，長治卻希望破壞此平衡，換取自己生活的安樂，此舉呼應日文版節目手冊中編劇所說：「先要有個人，才有群體的存在」的理念。程皖瑄於三月十七日的文章（註3）則以《菊花與劍》，試圖理解玄吾從不願意到願意頂替長治重赴戰場，這個既留白又過於模糊的懸疑該如何解釋，認為殺人菁英的過去被當眾揭露，無法容忍名譽瑕疵的玄吾，最終才選擇頂替長治，接受徵召。
實際上，從整體故事線看來，長治起初帶著不成材義弟投靠玄吾一行人，到最後長治陰謀逐漸暴露，衍生出眾人不同選擇，是漸漸揭露出所有人各懷心思的過程。包括船長十三郎因愧疚感壓迫，釀成夥伴受傷，多數船員接受玄吾過去，玄吾重上戰場，長治接受這份或將以生命為代價的幫助等。包括台上密集上下舖的宿舍景觀，整齊的作息，是最能代表此精神的畫面。然而，隨著劇情推進，從中後段起密集上下舖的意義，也漸漸轉為比鄰窩藏痛苦、鬼胎的巢穴。儘管故事最後在新隊伍重新啟航、高歌的畫面，搭配玄吾著軍服的身影，似乎又重新抵達另一種集體的、日本的平衡，但這種統一性背後的複雜，就劇本層面，已與開場的單純樣清楚區隔（奇怪的是，導演確實未就此劇本層面多加琢磨，因此全劇的實際態度並不清楚）。
超越台灣視野的另一種觀點
此外，眾所周知，於劇末爆發的甲午戰爭，後來由主動侵略的日本帝國勝出，並在馬關條約下接收了台灣。這使得本作在台灣的演出，生出另外的意義。此前就甲午戰爭歷史來看，台日雙方一直是被侵略與侵略的關係，但藉由表演與劇情，原先統一、集體性的侵略者面孔，因故事被裂解為更複雜、懷抱各自痛苦掙扎的「諸眾」，因此連帶將在場台灣觀眾從集體意識，進一步帶向非國族的個人層次，造就了超越懺悔與原諒，雙方人馬在百多年後的重新相遇。這次，見面非關戰勝或戰敗、也非關殖民與被殖民，而是確實有此瞬間，經歷恐懼與哀憐洗滌，彼此竟能以人與人的身分互相坦誠，並彼此謙卑地誠實。這種藉由扣緊劇場、表演、編劇，而在當代產生的精神轉變，在劇場實屬難得。透過虛構，故事將遙遠的一八九四年拋至二○二○年的烏梅劇院裡，讓人重新看見當初那「一群侵略者」的內裡是如何複雜，近乎難堪。這或許，也是此作在台演出的最動人之處。
事實證明，戰爭的集體性，大多時候皆是被建構出來的。甲午戰爭激起的系列波瀾，後來又延續到二戰，催生出高俊宏《小說：台籍日本兵張正光與我》裡的故事。其中納入台籍日本兵的日本帝國戰爭面貌，又是另一個層次的場景。若想觀測這系列歷史切片間黏稠的關係，則除了台灣既有的資料，《夾縫轍痕》則提供了超越台灣視野的另一種觀點，為跨帝國、身分認同的諸眾樣貌，增添了新的可能。
註：
- 汪俊彥〈觸動劇場靈魂的質疑與反思〉（pareviews.ncafroc.org.tw/?p=57521）。
- 吳思鋒〈戰爭記憶的公與私〉（pareviews.ncafroc.org.tw/?p=57697）。
- 程皖瑄〈不在場的殘酷與在場勇氣〉（pareviews.ncafroc.org.tw/?p=57786）。
文字｜張敦智 劇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