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的社會性一向是當代舞蹈裡的重要面向，也是許多當代編舞家的創作關懷，而當我們縱覽至今曾出現在台灣舞壇的諸多作品，大致可看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創作取徑：從早期的舞蹈前輩蔡瑞月、蕭渥廷、陶馥蘭，一直到近年的賴翠霜、王世偉，此類編舞家擅長以舞蹈劇場式的敘事手法，與強烈多變的視覺符號意象，在舞作中建構鮮明的批判文本與角色關係，以此針對特定的政治與社會性議題，呈現編舞家獨特的視角與觀點。
另一種創作方式，則不若前者選擇讓舞作內容與社會議題或政治立場密切貼合，而是轉而關注創作或表演的生產體系與工作過程，進而從抽象美學（甚至是純美學）的層次，挑戰並重構「創作」、「表演」、「舞蹈」的既有秩序，以及包裹在其中的意識形態與文化慣習，並以治理（govern）與聚合（assemble）身體、物件、裝置、光線、聲音、空間的方法，呈現出編舞家對理想社會關係的想像與提案。
摘掉編舞的王冠 回應民主的政治想像
於我而言，編舞家陳武康與影像導演孫瑞鴻於2019年的作品《非常感謝你的參與》（以下簡稱《非》），是台灣編舞家近年來以劇場抽象美學呈現政治思考的絕佳案例：《非》的6位創作者——柯智豪（音樂）、徐子涵（燈光）、廖音喬（舞台）、孫瑞鴻（影像）、陳武康（編舞）、孫唯真（舞監） ，在整場演出裡各自以擅長的劇場媒材，相互協商出發生的事件序列，無論那是影像、空間、物件、身體、光線、聲音，或是政治符碼、個人特質、合作關係。
《非》作為一舞蹈作品，卻不以舞蹈為主體，而是6人在彼此對等的前提下，進行多重媒材之間的呼應、支撐、觀望與補位。透過表演者與媒材之間的相互關照與精密協商，《非》呈現出了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物與物之間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的社會關係，而在這樣人與非人彼此共構意義的過程中，舞蹈長期以來以「人」、「人的身體」為本的人本主義（humanism）基礎，開始逐漸瓦解與消逝。
舞蹈的人本主義創造了現代舞歷史當中，許多名聲響亮的「大編舞家」，與每位都必然配備的，風格鮮明的個人舞蹈語彙，並由此與舞蹈的市場機制、訓練體系與價值評判系統，層層包裹成一完整的生產秩序。這套為人熟知的秩序，固然生產出許多傑出的編舞家與經典作品，不可諱言地，卻也處處潛藏著許多階級、性別、勞動不平等的現象，甚或剝削、霸凌、侵犯等事蹟也都時有所聞。從獨尊身體，獨尊舞蹈語彙，再到獨尊編舞家，這條秩序鏈上的弔詭之處在於，常發生編舞家在舞作裡正氣凜然地倡議社會正義，在創作現場，編舞家卻或許正是壓迫的來源。於是，舞蹈的人本主義所指的「人」究竟是誰，頗令人玩味。
當我們將對舞蹈人本主義與其秩序的理解，對應回《非》刻意將從前附屬於編舞家底下的設計者，通通拉抬至創作者的位置，無疑便形成一場關於「平等」的編舞：《非》並不意在將各式各樣的媒材收攏、統一呈現單一畫面或敘事，反而是透過媒材之間的對話，相互牽動舞台上的焦點與訊息，並由此不斷地重塑眾人所經驗的空間與時間。
我們可以說《非》在呈現的，是一種「民主式」的生產關係想像，或關於「共有」（the commons）的政治藍圖（註）。這樣的藍圖放置在政治場域裡，無疑是過度天真且不切實際的，然而，便是因為呈現了一個不可能實現的政治體制、一個不可能的公共領域、一個不可能的思想動員，讓《非》在政治上是基進的，也是這樣的不可能，讓藝術有別於政治，甚至成為政治思想的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