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劇劇名取自日治時期皇民化布袋戲推動者黃得時,暗喻布袋戲如何在時代洪流「順應天時」,發一場藝術之夢。劇情描述傳統戲《七俠五義》主角錦毛鼠白玉堂,亂入到皇民戲《月形半平太》中,被迫參與了幕末土佐勤王黨、武士半平太和坂本龍馬等的尊王攘夷運動,由此開啟一連串跨時空的奇幻之旅。
2023戲曲夢工場:臺北木偶劇團《得時の夢》
2023/09/16~17 台北 臺灣戲曲中心多功能廳
坐在黑盒子劇場的座椅,對望闃暗中散射金光的彩樓,或許有些觀者會意識到,當下布袋戲早已遠離了所謂早期傳統的時代情境。未料《得時の夢》才開場幾分鐘,此起彼落的北管樂音已然快速融入人物的樣態、故事的前情線索,接著是一長串繁細精采的後場聲響。不自覺中,使人近乎忘我地陷入詼諧趣味的情境、氣味,緊扣偶身的韻律、器樂音節的融通,滿溢的情趣貫穿在情節綿密的意象之間。
就布袋戲發展來看,這項源自清朝時期的民間廟宇、曲館文化的技藝,從街頭藝人一肩擔戲的謀生之道,到戲班演戲酬神活動,與曲館、武館之間的生活、技藝鏈結,乃至日殖時代對曲館、武館等民間文化更是鼓勵發展。整個布袋戲在台灣演變的歷史,反映了墾殖社會的風俗形塑、社群網絡的匯集,以及如何在娛人、娛神、維繫生存與文化生根之間,一步步累積孕育出巧妙繁複的表演性。依現有資料可知,約1875年之後北管布袋戲的興起,除了以北管戲曲的劇目為主,也會將南管劇目加以改編,套上北管音樂並增加武戲成分,也在這樣的過渡境況中,歷經了北管戲曲音樂與操偶方法之間的重新拿捏與技法的構創。而劍俠戲的開展,也許便是這樣的樂音、偶身的操作變化中,一種自然趨向於創新的嘗試。相關研究者曾認為黃海岱在1920年代將章回小說改編為劍俠戲的做法,是跨越了歷史既定陳述的束縛,開創出布袋戲劇目本土化的新局面,而使台灣與中國布袋戲開始有了不同的面貌。此推論亦暗示了從漢文古冊詩文轉化於展演的樣態,演師與後場之間的即興辨聽╱應答、手舞╱奏之間的翩然巧變,這也是為什麼即使對於傳統戲曲樂音已相當陌生的當代觀眾,仍能以身體、視聽感官的渾融直覺,來與傳統樂音形成共鳴性的對應。
傳統布袋戲所依循的諸種套路、架構,在演師的展演中猶如工尺譜的骨幹,作為展演者承傳與再詮釋的根柢,既遵循一套長期的規範,卻也維持住主架構之外的開放表述、加花空間,亦是早期布袋戲大師在談史論經、詩詞應對、妙語機智的古典文采與口語運用的精煉和即興表現,更是民間文化的藝術形構、積累,如何靈動融匯於演出現場的一層關鍵精隨。
日本殖民末期的皇民化階段,對於地方文化的鼓吹及回應時局政策的措施,開始了長達5年對於傳統戲曲禁演、固有習俗的禁止,各種戲班紛紛重新改造為服膺當時政令規範的表演內容與型態,在台灣演出統制株式會社及台灣演劇協會的雙管控制下,1937年中日事變之前熱鬧流行的劍俠戲已不復見,傳統戲劇舊俗全面性地收束於國策之中。《得時の夢》即是聚焦於當時文學家黃得時在面臨戰爭期的全面禁令下,透過1940~1942年間所發起的3次布袋戲試演,來說服總督府當局,並因應提出讓布袋戲恢復演出的7項理由,3次試演皆以施政者的角度出發開展論點,強調布袋劇不僅深具社會教化功能,更具充分的藝術價值而能對比於日本的「文樂」,登上國家認可的藝術殿堂。黃得時一系列充滿策略性的說服點,讓禁演5年的布袋戲起死回生,延續了台灣布袋戲在時局下的命脈,同時反映出當時台灣文人如何在特殊的時勢下,將文化存續視為核心,以保全在地文化及人才為優先的考量。無論從布袋戲的藝術價值,或從實務操作面,都能看出黃得時在應對官方體制時的深思熟慮。
由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舉辦的台新藝術獎,邀請9位不同領域的提名觀察人,蒐集、發掘,深入研究各種面向的當代藝術展演,並於網站發表評論,本刊精選單篇刊登。如欲讀更多評論,請至ARTalks專網talks.taishinart.org.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