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當今劇場形式多變、題材紛雜，有誰能讓世界各地劇團不斷回頭搬演？挪威劇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絕對名列前茅，在德語劇場也不例外。

以選出德語圈年度十大作品的柏林「戲劇盛會」（Theatertreffen）為指標，60年來累計搬演易卜生的節目高達29齣，且數度同年有兩部不同劇院製作的作品入圍。能超越此紀錄的，目前只有莎士比亞和契訶夫。

易卜生被視為「現代戲劇之父」，不僅因為其作品開啟口語劇場的新頁，也來自普遍認為他對角色心理刻畫的深度。然而，這般深度也彷彿設下一道道謎題。

在德語圈，搬演易卜生榜上有名的歐斯特麥耶（Thomas Ostermeier）就表示，德國的導演劇場在1970到90年代興起時，搬演易卜生往往變成在「揭露靈魂的秘密」，卻因而讓角色失去了行動。當歐斯特麥耶踏入易卜生的世界時，他發現人物靈魂不是故事源頭，錢才是，「這些角色都承受巨大的經濟壓力，而易卜生總是用經濟壓力當作劇本的動力來源。」（註1）

也就是說，劇情不是單純因「角色怎麼想」而發展，而是建立或限制了他們物質生活的家庭關係和社會網絡，影響了「角色怎麼做」。換句話說，在歐斯特麥耶看來，大家對經濟成長有多著迷、對衰退有多害怕，易卜生就多「當代」。他2012年帶領柏林雷寧廣場劇院（Schaubühne am Lehniner Platz，亦譯為列寧廣場劇院）於亞維儂藝術節首演的《人民公敵》，就緊扣這個觀點。

公私場域交織的地方角力賽

易卜生在1881年完成《群鬼》這個批判當時社會偽善道德觀的作品後，受到強烈敵視，歐洲完全沒有劇院敢演。隔年落筆的《人民公敵》，被視為他回應前作出版時的遭遇。

跟創造他的作者一樣，《人民公敵》的主角托馬斯．史塔克曼醫生想要揭露被掩蓋的事實：作為小鎮經濟命脈的泉水遭受汙染，讓遊客染病。身為市長的哥哥極力阻撓甚至要脅，原本支持的報社友人也轉而拒刊他的文章。身為政府聘雇的科學家，托馬斯力挽狂瀾未果，在臨時鎮民大會上轉向批評社會、體制與大眾，最終被革職，吹哨者成為人民公敵。

這是一場科學研究、地方利益與公共施政的角力大賽，上場的有科學家、政治家、媒體、地產大亨、實業家（托馬斯的岳父）以及為幼子奔忙、對教育體制疑惑的女老師（托馬斯的太太）。但在這些社會身分下，他們也是彼此的家人和朋友。歐斯特麥耶版本的舞台，從住家、辦公室到集會廳，每個場景都直接疊加在前一場上，突顯公、私交疊的關係，讓問題愈來愈複雜。用粉筆描繪的透視空間與訊息，隨著演出也被一一覆蓋，暗示一個能被輕易竄改、一抹即除的世界。

被當瘋子的吹哨者：後民主下的公眾討論

今年2月，歐斯特麥耶版的《人民公敵》在倫敦西區由當地班底上演，節目單收錄英國社會學家科林．克勞奇（Colin Crouch）關於「後民主」（post-democracy）的文章。簡單來說，克勞奇認為當今的後民主體制裡，政治回到菁英分子手中，政府被企業利益操縱，重要政策都在過去所認知的民主體制之外進行，政治機關合法性盡失。（註2）

想為社會做出貢獻的托馬斯，沒能意識到自己面對的並非民主，而是後民主。以為自己是把持真理的科學家，沒料到成為對抗政府、媒體與企業的理想主義吹哨者。身為實業家的岳父，更在最後讓他被迫進一步捲入其中。劇中有兩首歌對照他的處境，一是開場奈爾斯．巴克利（Gnarls Barkley）的〈瘋狂 Crzay〉，呼應所有人時不時對托馬斯大吼「你瘋了嗎？」；二是大衛．鮑伊（David Bowie）的〈改變 Changes〉——既是托馬斯想望的社會變革，也是劇末哥哥／市長對於他成為人民公敵的回應：「人們的想法是會改變的。」

但或許最重要的改變，來自觀眾。歐斯特麥耶讓劇中鎮民大會真的變成一場「討論會」，這也是此巡迴不輟的製作、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環節。不過，重點不只是現場互動，也包括互動帶來的感受和效果，怎麼影響了我們（繼續）觀看整齣戲。這或是今日劇場仍難以取代的功能：一個與群體同在，共同思考和體驗的場域。

註：

1. Ostermeier, Thomas 2010, “Reading and Staging Ibsen”。原刊於Ibsen Studies, Volume 10, Issue 1（2010）。
2. 王群洋：〈歐洲聯盟代議民主之困境〉，《全球政治評論》第52期（2015），頁8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