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威影業自成一格的拍片文化也有其問題,就是導演無法全權掌控影片風格和劇情導向,多受制於上級機關迪士尼公司和部門總裁費基的想法。導演因意見相左而求去,甚至臨陣被開除的情形時有所聞這也讓筆者非常好奇首次拍攝超高成本科幻片,大量以綠幕取代她原本所擅長野外實景的趙婷,在導演《永恆族》的過程中是如何調適和因應漫威影業的幕後牽制?
好的劇作家不會隨意安排登場角色,再沉默而卑微的角色都有其辯證存在的意義。創作從來都在處理當下的歷史命題,每個細節都應精實推進。
小提琴本身圍繞著許多傳說:許多人認為好聽的小提琴,彷彿地獄的魔鬼出來誘惑;有時它又被賦予童話般的魔法,因為「每一把在唱歌的小提琴,都伴隨著一把才要起舞的Fidel」。
形塑出來什麼樣文化,進而影響到人與人的相處、社會氛圍的構成,進而影響到形形色色的創作成果。刻板印象最簡單有效,最後,形塑出來的「故事」,會奪去人們的尊嚴。
對白,作為表情達意的媒介,關乎角色之間的相遇、意願和揭露。關係是需求,更是意義所在,說了什麼,沒說什麼。
我們都是從現實生活中透過劇場的門,進到另一個想像世界。若把門的組成拆開來看,門需要一個門框,而加上門板前的門框也只是一個通道,門框下方如果高一點,就變成門檻,再高一點就變成窗框。
當我們的耳朵接收到音樂,刺激進入大腦,腦部的不同區塊便開始處理訊息:旋律、音準、音色、節拍等元素,會由不同腦區負責。大腦將這些元素分析完畢後,會重新組合成完整的體驗,讓我們有所感受。
身體是柴,愛情是火,人不是畫個道德框框就可以完了的,往往計算機按爆了,一加一還是不等於二。說穿了不就是為了一點溫暖?你嫌它猥瑣,上蒼用石塊懲罰,布爾喬亞去教堂告解,五百加一千種懺悔的方式,然而無悔,生命才能代代傳遞。
套用Jan Kott的說法,不但時間不存在,連歷史也是不在場的,我們的公共事件一向是這樣缺乏論辯和鬥爭的過程,導致台灣社會有一種公眾的失語,我們很習慣在公共空間保持沉默,留待在同溫層眾聲喧嘩。於是,我們連歷史的暴力都還感覺不到,歷史就結束了,我們的歷史裡只有輪迴沒有暴力,再加上我們都希望自己看起來不暴力。可是沉默本身就是暴力的,因為它默許了保守者代言我們的自由。
畢達哥拉斯是最先追求這個理論的哲學家,他偶然發現音符的音高取決於琴弦的長度及振動後,發現人們其實可以用數學方法來解釋宇宙的和諧。這個想法也直接影響到了克卜勒這樣傑出的德國思想家。他們堅信,這種音樂,或更確切地說,這些「來自天使的聲音」雖然我們凡人聽不到,但卻是可以被測量出來,而且具有數學基礎的聲音,可以說是天文學中的和諧。但是,人們真的可以利用公式來解釋音樂中不可思議的感動?
「要做什麼樣的戲」「不做什麼樣的戲」的焦慮,我更看到的是我們的現狀,沒有產業。少數有持續演出的商業劇場,也需要補助,很難有靠票房就可以存活的劇場,更小眾的、愈「純」的圈子(純文學、純藝術)愈有自己社群氛圍,我們隱約分享一種「什麼樣才是藝術」的想像,某些人必定意識到自己不大吃這一路,但前方又看不到太多成功存活的例子,現狀如此,焦慮也就此而生
從古希臘劇本開始,大量的獨白便是關於不在場的在場,無法說出而不得不說的話語,不止於事件的說明、意旨的陳述,亦可以是語句的飛躍、意義的逃逸。言詞不僅是解碼鑰匙,提供某種意義解答,更是嚮導,提供意象、隱喻,好調動精神心靈層面,打開存在的想像和詮釋。與其說角色在獨白中自我剖白,展露隱密的情感;不如說,角色置身於不可能的晦澀境況,而他們必須搞清楚那是什麼。命運或意志?
那顆原本眾星拱月的發光發熱大燈泡,好像是一個個的明星、名人,在那光芒之下,我們的焦點只有那一個人。但現在的我們已從2微米進入到2奈米的年代,每個人不再需要那麼多資源就可以發光,而且只要有不同的組合,還可以千變萬化。一顆LED燈可以是跑馬燈、PAR燈甚至是紅綠燈。就像我們現在,每個人都可以是網紅、播客或電玩直播主
一個曾被巴黎音樂院放棄、鬼頭鬼腦的邊緣人,在歷史洪流中被推上廿世紀初期新古典浪潮的反浪漫急先鋒,百年後他的清淡小品還被用在娛樂片中給劇情提味,讓觀眾洗腦。這整件事所反映的不僅止於藝術風格的更替,筆者更想到近半世紀全球不同勢力間的分合與日趨極端的對抗。
在我們最終十八分鐘的演出裡,包含了十二個不同的場景、融合了豐富多變的動態攝影鏡頭、綠幕特效,和電影式的剪輯。我們的演出模糊了劇場與電影間的界限,同時也保持了劇場魔法夢境般的各種可能性。此刻,美國和許多歐洲國家都面臨著種族和政治分歧的潛在威脅,然而令人鼓舞的是,作為藝術創作者的我們,超越了時間與空間的界限,而跟全世界的藝術家一起創作
寫這篇的當下是十一月,甫結束十月底於小戲節的演出後隨即投入十一月下旬於空總C-LAB的大展作品,書寫的現正當下此刻正是緊鑼密鼓的排練時候。在這個創作過程裡頭,莫名栽進去做起來的功課異常地多,從去年底到今年,好幾度迷失了自我和方向_(ཀ`」 )_,就為了搞清楚些什麼,光譜之類的吧或者,更為單純或更為複雜糾纏的:表演,在這裡是什麼樣的存在呢?或,在現當下?某次排練的中場休息,有人提議來玩遊戲「誰是臥底」在這個視覺藝術策展脈絡中的表演藝術作品的排練的中場休息,一邊玩一邊愈覺得,頗有意思哪
透過田野的經驗,和既有的觀點論辯,關於那些「不會是什麼,又還會是什麼」,而非「只有是什麼」。回到創作上,才能透過對地方的感覺結構,建構出反身性的思考,提供創作詮釋的可能性。也因此,田調之後,更大的挑戰在於,敘事者採取的歷史和經驗辯證的位置,以及記憶和技藝身體的美學轉化。
廿世紀前,古典音樂原即存活於貴族和上層社會的小眾市場,只因當時社會結構的特性,讓這些能品味風雅的小眾族群來定位該時代的主流藝術價值。如今社會主流已轉移到普羅大眾,想做一個真正卓爾不群的藝術家,難道就得忍受寂寞?即連一生享盡風華的李斯特,邁入晚年藝術昇華的階段時,也曾不只一次對著身旁友人感慨道:Ich kann warten.(我可以等待!)
肩負國家文化記憶庫的官方如果踏實認真,早該好好整理讓古稀劇種、音樂得以重新認識的方式再次復育於一方舞台,儘管關心觀賞者勢必小眾,仍須慎大壯為。旱溪溪底仍有生命脈脈,儘管入目都是水泥封阻,人們如何打開思維重新親水、禮敬自然呢?從漂浮的高架鐵道下看凡塵,太多太多真實故事與文化內容,不在建築那邊,在無聲的另一邊。
當觀眾是來「體驗戲」而非「看戲」時,將有什麼不同的期待?看似只是語義不同,但如理論家茱蒂斯.巴特勒在《受激的言說:一個關於展演的政治》中所說:「我們用語言做事,用語言產生效果,且為語言做事,但語言同時也是我們所做出來的。語言是我們所做之事的名字:是我們所做的事(特定動作的名稱)也是我們所影響的事,既是我們的行為也是後果。」
在牯嶺街小劇場閉館的這段日子,好像也碰巧是一個機會練習,練習:如果我們沒有小劇場。在這段日子裡我常會想,哇,一座作為首都的城市怎麼會連一個小劇場都沒有呢?這樣的提問好像也類似於:如果一座城市沒有獨立書店、如果一座城市沒有Live House、如果一座城市沒有選物店、如果一座城市沒有性別友善廁所、如果一座城市沒有同志酒吧如果我們可以用:有沒有誠品、有沒有星巴克、有沒有麥當勞來對一個地方進行衡量;那「有沒有小劇場」,對一個地方的衡量是什麼?
我沒說清楚的是,當一個作品尚在發展階段,評論者難以給出評價,以至於演後座談從一個論斷的終結時刻,變成一種不斷的討論過程;當最具毀滅性的批評都有可能在下一階段質變為建設性,甚而變成作品的一部分;當觀眾參與和回應(response)得愈來愈多,作者的責任(responsibility)是否變得愈來愈模糊呢?
在《天能》裡,諾蘭首次以鮮明的對比色調來呼應或提示劇情中不同的時間軸,紅色代表往前的進行式,藍色代表逆向的過去式。以長達兩個半小時的電影而言,筆者雖認為符號性的色彩運用還是以畫龍點睛為妙,太過刻意地強調且反覆渲染,或許是這部電影在藝術表現上的一項瑕疵,但我能理解諾蘭為何選擇用這兩種顏色來象徵不同時間的概念及其理論背景。
歌仔戲「傳統」並未被發明,廖老師也未宣稱自己的表演即代表「傳統」。了解廖老師數十年來努力精進歌仔戲表演,或回頭思考歌仔戲百年來不斷與時代同步改變的現象,至少可援用《被發明的傳統》書中一個論點來看待歌仔戲某些「新發明」,也就是,歌仔戲面對舊風俗勢微時刻,屢屢產生動力,讓新事物有隙可入,時代劇、社會寫實劇、胡撇仔、金光變景,都是為適應新舊衝突的美學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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