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春江幽幽地說,「如果我擁有自己的劇場,我當然可以比較主觀!但當我沒有時,我不想讓它變成『楊春江舞蹈節』,而是希望有更多的力量可以加入!」原來小亞細亞所代表的劇場間的合作交流,並不是那麼容易「複製」,雖然楊客氣地說他是從小亞細亞得到「傳承」的使命,但我知道能夠因地制宜、因主題聯想出不同的變奏,才是真正的接棒,也才是最讓人欣喜及感到安慰之處。
面對一己才能特長強弱選擇最適合的工作,透過一生持續不懈的辛勤投入,將之發揮到極致,其原動力在於受到該行業的感召,藝術管理者往往是藝術家或愛好者轉換軌道,也並非僅是藝術機構的職員,完成藝術創造使命也絕非朝九晚五的工作,台上台下的一切是大家合作的結果,後台工作者也絕非藝術家的僕人,他們是合夥人、共同創造者,也是實現藝術夢想的神仙教母與奇幻精靈,大家都是藝術卑微的僕人。
一直以來,華人崇尚西方音樂劇,一是所向披靡的技術:水晶燈天花板掉下來,直升機飛上天。二是天下無敵的情懷:溫情、愛情、親情。萬變不離其宗的方程式,隨著年代由近至遠,大家也漸漸對包裝見怪不怪。西方音樂劇因而與時並進,不介意由大堆頭轉向人性化,亦由全球性轉戰在地性,求的是親切感,先讓吾土吾民買票進場,再招徠觀光遊客。
經驗的累積是一種學習,不是人與生俱來的。劇場職場中的工作價值,不能夠僅建立於穩定性。它是需要能夠從經驗中,且在面對未知的挑戰時,舉一反三、身體力行地盡力吸收知識與常識,並加以融會貫通。以此類推,每一個當下經歷都會是下一個工作的基礎。
荷蘭策展人羅勃在受訪時說:「大凡表演團隊分為二種,一種是以呈現單一藝術家的作品為主,藝術家就代表團隊;另一種是與不同藝術家合作的團隊,那我就會介紹團隊幕後的核心人物,他怎麼做、做過什麼。」原來一直以為作品永遠是最重要的,原來他還會關注其他的層面。
在這公共圖書館體系缺乏龐大藝術圖書收藏品的台灣,我們真的很需要一間大型公共表演藝術圖書館,不專屬於任何藝術大學師生,也不是寄居於國家兩廳院底下,而是一座開放給全民借閱使用的圖書館,否則在台灣音樂家們將紛紛退場的未來,大家這三、四十年來的豐富收藏,不是變成回收紙來擦餐桌,要不就是化為焚化爐的青煙。
在看他的作品時的我,是全面打開,感受著情感與思考的同步衝擊,因而比別的時候興奮、快樂儘管,它也讓我面對哀傷、憤怒、無明。 在一個又一個片刻組成的脈絡裡,文化差異彷彿只是語言不同而已,由於他的直接,和作品呈現的透明,我與本來遙遠的世界的距離便拉近了許多,並且想往前再多踏出幾步。 這是一種把人從劇場帶出去的動力,猶如穿過虛幻,去找真實的自己。
掌握一個局面,其實外在呈現很重要。透過個人行為所展現的,被他人觀察到的表現就是直接訊息的溝通。各位舞台監督們,進排練室與進劇場時,首件要事就是在場內的下舞台中心區,建立舞台監督的工作區及攜帶充足的後勤補給配備,例如:六尺的白長桌、排插、電力、夾式工作燈、通話系統、電腦、網路等等。此一陣仗,即清楚地定義出主控區。
出國時,我也常會在博物館挑選禮物以備不時之需,梵谷美術館色彩優美的大圍巾、別針等適合給氣質出眾的長輩,文創型的文具或小物適合給創作者,會帶來叮叮脆響的小鈴噹、小樂器、小風鈴等,也都是頂能讓人解憂的小禮。 無論禮物貴不貴重,精美的包裝、搭配的彩帶、提袋、附上的小卡,也都是準備禮物的一部分。這些過程,其實就如同在準備一個製作,紅花有了,還須綠葉才能完整。
二○一三年五月,造價43.6億元(臺中市政府負擔廿二億)的「臺中大都會歌劇院」,被順利送入《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二讀通過的法條內,升格成為「臺中國家歌劇院」,而市議會補上了「土地產權仍屬台中市」的附帶決議,終於解開了十五年前的死結
由K歌的不需要空間,可以解釋情感為什麼也不需要:當曲中那個「我」是世界的中心,別人的存在只是配合「我」的存在,一個人浮沉其中,說是自由可以,說是寂寞可以。而當寂寞難耐,多一分空隙便是多一分痛苦。這時候,與其放開,不如自我逼迫,那怕面對的是太多雜物,也好過家徒四壁。
在演出製作,無畏而開放的回報反饋通知行為,其實是不斷的更新資訊,是時時刻刻地保持一個組織在同步與進步的步調中,讓每個人都處於同一資訊水平。讓資訊在蒐集建立過程後被正確地理解,到在被運用的過程中,資訊能夠被確切地執行。
有時是針對音樂、有時是劇中人物,有時表現方式,在眾多可能的改變中,他至多只會擇兩個關鍵點來討論。太歲頭上雖可「動土」,但不能動大土!什麼是關鍵?什麼是可行的關鍵?是提出一個方向?還是有一定要改變的點,羅勃總能分得清楚,作品也往往在他的「提點」下,將製作人與創作者的距離拉近,也就擔保未來與觀眾的距離更近了一些。
追求「不可勝數的多與新」之下,有可能只是「無可承受的少與輕」嗎?就像拙政園的景色,只能欣賞卻無法購買,這不只是如桑德爾所說的「錢買不到的東西」,而是「不能用錢去購買的東西」。搞不好這種看待文化與藝術的方式,就像是一隻蜘蛛蟹,忙著把海藻碎屑黏在身上、四處爬行,除非你硬掰說它也有靈魂悟性,否則少了心領神會、偶拾的美感,其間又有多少差別?
歐斯特麥耶的《義大利之夜》在我看來很有意思的,是四個女性角色所反映出的一個共通點:男性和他們想像中的自己,與女性在跟他們相處之後所認識的他,可以不是同一人。而「理想」和「現實」的落差,不止存在於兩性之間,也是政治常常面對的無解,甚至虛偽所在。
持之以恆,恐怕是紀律中我們最需要努力的一項。讓自己有堅持的動機,持續探討的不是答案,而是因時因地因人變動可以產生的各種可能解決方案。將好奇心、好勝心、競爭力轉化成積極態度,延續地、不推諉地,有需要就做,起而行,做對、做好為目標,將所說的實踐與所做的一致!
每年的城市文化會議都是由各城市依主題報告近況與發展,大家除了要提供最新的資料外,也難免會各有心機地運用在地特色來「宣揚國威」,短兵相交的較勁有時不知不覺會讓彼此的關係有些緊張,但南方大師總能以一個漂亮的總結將會議重新定調。他「要緊張,又不要太緊張」的態度,多年來成為會議的核心精神,讓大家在面對新議題及挑戰時找到動力及方法,也能夠體認「掌握」會議的結論是在開幕的「面子」後,更重要的「裡子」。
K-POP其實又有多少韓國成分?只是唱歌跳舞的剛好都以韓國人或東方面孔為主,歌曲是從全球徵選來的,以強力訓練、訓練、製作與行銷,為韓國塗抹上時尚魅力。在去年公布的百大品牌中,韓國有三個品牌擠入,台灣沒有半個;把「內銷」概念轉成「外銷」,把「鄉土」變成藝術家的責任與使命,希望能代表台灣出國巡演,以達成藝術的「外交使命」,但這樣是不會有產業的!
情懷背後,是自己不需改變。唱一千首失戀歌,心也不是為了改變,只是要被安慰被認同。但情感背後,是下定改變的決心,並且身體力行,相信總有一首歌不是換了歌名不換精神,換了唱詞但不換心態。而唯有它才明白我所有的經歷,也唯有把它寫出來才能令人知道,我是怎樣一首歌。
我可能沒有遠大的志願,但我知道我不要什麼。不是因為單單的不喜歡而不要,而是因為它不能讓我專注在自我的成長,成為一個更好的人!跟自己相處好的人,價值觀不被物慾而牽引,也就會做對的事,做對的選擇。
面對這一連串的辯論,我其實還想插話:「我們每一場活動都會事後用照片做人數確認?參與人數較少的活動可能可以計算出來,幾百人參加的能算出來嗎?」我們的「研究」方式要如何可以精準又省力?但這個項目有必要那麼錙銖必計嗎
「藝術」的最高目標是引領我們從滾滾紅塵抬起視線,仰望繁碩的億萬星空,俯察人世悲歡離合,驚鴻一瞥宇宙有無之妙;陳義過高?那就先多花點心思好好演出、復活、講究一下我們身邊久故、新古作曲家們的曲子,唯有這些才可能會是我們的,也終將會是我們所共同所有的。
觀眾歡迎「議題電影」,有可能是基於在這多事的時代,看過這些電影後,會令人覺得對某些問題的無力感,得到了力量。當多數人指望藉著認同就能解決問題,問題的複雜性其實還是沒有被正視。是以認同的需求愈大,「議題」的問題性只會更被外在化,代表它跟個人的直接關係(例如思考),可能更疏離。
勇敢的領導,跨越階級(師生、資歷、年齡)的平等溝通是極其重要的第一步。以專業對專業、就事論事。將專案制度以及重點期程,做一個完整的說明與對團隊的要求配合期許。針對不熟悉制度的參與者,給予時間理解與反應。這絕不能受限於「在當下」的靜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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