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接到某文化局的電話,同仁銜長官指示問我「公部門文化機構轉型行政法人」的事,我話匣子一開就不能自已,讓對方想掛電話而不能;為什麼一提起「轉型行政法人」我就會激動,別無其他,「利弊得失」與「正義」而已,缺乏全面性思維、宣導溝通與配套措施所謂的「方向」「正確」政策,往往只會落得啼笑皆非的「手術成功,可是病人死亡」結果!
安娜的巧思,是把舞台搭起三層樓高,地下的中庭,雖有戶外的裝設如噴水器、公共垃圾桶,但也有大衣櫃、室內餐桌椅和重要的一項,地面是室外用的石磚,牆卻是花紋壁紙。而在這個說不出是室內還是室外的空間之上,是建築物外牆和好多住所的窗戶。這些窗戶局部拉上了窗簾,更多是站了住客在旁邊「觀望」樓下中庭裡每個人的一舉一動。 由於這些人沒有被燈光照亮,他們便像隱蔽的偷窺者,只是當劇中的女主人翁因愛上丈夫之外的男人而既罪咎又恐懼,這些偷窺者便多了重身分:至高無上的審判者。
表演中,發生的相互反應裡,舞監是啟動的觸發者。要成為啟動的觸發者,舞監的預期感、直覺感、也需要通過重複過程積累來學習演員的、設計情境的能量細節。Cue是提示點,之後是發生的事情。所以設計師們(特別是燈光設計),舞監要的不是結論,她╱他需要與你同步去累積相互的默契。所以請跟你的舞監分享你的初衷,讓她╱他能夠在過程中一同理解,最後在最佳默契下完成D day。
在職場上,如果是主管、同組同事、別部門同事丟個包袱,我就把它當成是「接包袱」、把重點說清楚、講明白,也許不同專業之間就比較不會有「你怎麼會問這種問題」的情緒出現了。但是實際上,這樣不帶「批判」的回應,並不容易做到,同事之間如果交情不夠,這種「你丟我接」的往來不容易順暢,那交情能不能夠經過「設計」而被催化出來呢?
「藝術vs. A.I.」的爭辯重點並不在於二者擇一,可確定的是A.I.將會吃掉許多音樂工作,提高這行的入門門檻。既然「AlphaGo會影響未來一千年下圍棋的方式」,我很贊成讓A.I.分析我的作曲,藉由這沒有生命的物體,調整我對於創作的認知,協助發展新語彙、新手法,激發創意以擺脫平庸俗套,讓我對於創作有個全新的態度,它絕對會是我最嚴厲無情的聽眾與無怨無悔的老師。
金錢,真的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處方?當然不是。全片最後一個鏡頭所以強大,便是因為它不止戳破了大家都想用來安慰自己的肥皂泡,並且連寓言的外衣也終於脫了下來還是,寓言在《寄生上流》中也只是偽裝,目的是讓觀眾在無路可逃之際,只能帶著悲觀的結局回到現實?
劇場技術工作人員與編創設計表演者,兩者不同,價值也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但存在同一個體制裡,因此當在將各自價值轉化成實質利益時,就必須建立各自獨立的衡量標準。劇場工作人員清楚合理地依工時、能力、年資來計算。然而創作人員的費用,給演出者貼上價格標籤不是不尊重的姿態,而是給予他╱她的專業作品之對等標準費用。
我有幸在一個被支持的環境下起步工作,我也努力實踐這種「看喜不管憂」的行事作風,缺點人人可挑,但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能夠看到正面的點,才是可以持續走下去的動力。 感謝父親多年來教會我最重要的工作態度,也謝謝他一路相挺,即使到此刻依舊受用。
曾幾何時我們不再認為精神應戰勝肉體,「天生我才必有用」、「完成自我生命目標」是老掉牙的高調,辦公室也不再是個獨特神聖的場域,就算環境不理想、對於工作內容沒什麼興趣,但也必須將心思放在工作上,全力以赴追求完美與卓越,更何況表演藝術是個非營利性的工作,缺乏感動人心的態度與作為又何以彰顯其崇高特質?
《酒神之城》最後半小時的〈施丹心聲〉,於我與《羅馬悲劇》的跋則是相反:由文字到意象,不是要觀者由反思剛才看過的所有東西,從而反思自己,卻是,把七個多小時的內容,推向情懷的高峰:當太陽升起,不論誰是誰,都浸沒在那金黃色所象徵的過去而不是未來裡,英雄,偶像,化成任何人都能投射認同的剪影,演出的最後一刻是狂歡的完成,觀眾席人人站立喝采,給台上鼓掌,也給自己鼓掌。
製作過程中,前期過程所規劃的藍圖,就是中期發展的基石,因此很重要的是,起動者必須要有正確觀念,對於自身的缺乏要有認識,謙遜且要能做一名會正確提問、判斷,做出正確決定的人。
楊春江幽幽地說,「如果我擁有自己的劇場,我當然可以比較主觀!但當我沒有時,我不想讓它變成『楊春江舞蹈節』,而是希望有更多的力量可以加入!」原來小亞細亞所代表的劇場間的合作交流,並不是那麼容易「複製」,雖然楊客氣地說他是從小亞細亞得到「傳承」的使命,但我知道能夠因地制宜、因主題聯想出不同的變奏,才是真正的接棒,也才是最讓人欣喜及感到安慰之處。
面對一己才能特長強弱選擇最適合的工作,透過一生持續不懈的辛勤投入,將之發揮到極致,其原動力在於受到該行業的感召,藝術管理者往往是藝術家或愛好者轉換軌道,也並非僅是藝術機構的職員,完成藝術創造使命也絕非朝九晚五的工作,台上台下的一切是大家合作的結果,後台工作者也絕非藝術家的僕人,他們是合夥人、共同創造者,也是實現藝術夢想的神仙教母與奇幻精靈,大家都是藝術卑微的僕人。
一直以來,華人崇尚西方音樂劇,一是所向披靡的技術:水晶燈天花板掉下來,直升機飛上天。二是天下無敵的情懷:溫情、愛情、親情。萬變不離其宗的方程式,隨著年代由近至遠,大家也漸漸對包裝見怪不怪。西方音樂劇因而與時並進,不介意由大堆頭轉向人性化,亦由全球性轉戰在地性,求的是親切感,先讓吾土吾民買票進場,再招徠觀光遊客。
經驗的累積是一種學習,不是人與生俱來的。劇場職場中的工作價值,不能夠僅建立於穩定性。它是需要能夠從經驗中,且在面對未知的挑戰時,舉一反三、身體力行地盡力吸收知識與常識,並加以融會貫通。以此類推,每一個當下經歷都會是下一個工作的基礎。
荷蘭策展人羅勃在受訪時說:「大凡表演團隊分為二種,一種是以呈現單一藝術家的作品為主,藝術家就代表團隊;另一種是與不同藝術家合作的團隊,那我就會介紹團隊幕後的核心人物,他怎麼做、做過什麼。」原來一直以為作品永遠是最重要的,原來他還會關注其他的層面。
在這公共圖書館體系缺乏龐大藝術圖書收藏品的台灣,我們真的很需要一間大型公共表演藝術圖書館,不專屬於任何藝術大學師生,也不是寄居於國家兩廳院底下,而是一座開放給全民借閱使用的圖書館,否則在台灣音樂家們將紛紛退場的未來,大家這三、四十年來的豐富收藏,不是變成回收紙來擦餐桌,要不就是化為焚化爐的青煙。
在看他的作品時的我,是全面打開,感受著情感與思考的同步衝擊,因而比別的時候興奮、快樂儘管,它也讓我面對哀傷、憤怒、無明。 在一個又一個片刻組成的脈絡裡,文化差異彷彿只是語言不同而已,由於他的直接,和作品呈現的透明,我與本來遙遠的世界的距離便拉近了許多,並且想往前再多踏出幾步。 這是一種把人從劇場帶出去的動力,猶如穿過虛幻,去找真實的自己。
掌握一個局面,其實外在呈現很重要。透過個人行為所展現的,被他人觀察到的表現就是直接訊息的溝通。各位舞台監督們,進排練室與進劇場時,首件要事就是在場內的下舞台中心區,建立舞台監督的工作區及攜帶充足的後勤補給配備,例如:六尺的白長桌、排插、電力、夾式工作燈、通話系統、電腦、網路等等。此一陣仗,即清楚地定義出主控區。
出國時,我也常會在博物館挑選禮物以備不時之需,梵谷美術館色彩優美的大圍巾、別針等適合給氣質出眾的長輩,文創型的文具或小物適合給創作者,會帶來叮叮脆響的小鈴噹、小樂器、小風鈴等,也都是頂能讓人解憂的小禮。 無論禮物貴不貴重,精美的包裝、搭配的彩帶、提袋、附上的小卡,也都是準備禮物的一部分。這些過程,其實就如同在準備一個製作,紅花有了,還須綠葉才能完整。
二○一三年五月,造價43.6億元(臺中市政府負擔廿二億)的「臺中大都會歌劇院」,被順利送入《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二讀通過的法條內,升格成為「臺中國家歌劇院」,而市議會補上了「土地產權仍屬台中市」的附帶決議,終於解開了十五年前的死結
由K歌的不需要空間,可以解釋情感為什麼也不需要:當曲中那個「我」是世界的中心,別人的存在只是配合「我」的存在,一個人浮沉其中,說是自由可以,說是寂寞可以。而當寂寞難耐,多一分空隙便是多一分痛苦。這時候,與其放開,不如自我逼迫,那怕面對的是太多雜物,也好過家徒四壁。
在演出製作,無畏而開放的回報反饋通知行為,其實是不斷的更新資訊,是時時刻刻地保持一個組織在同步與進步的步調中,讓每個人都處於同一資訊水平。讓資訊在蒐集建立過程後被正確地理解,到在被運用的過程中,資訊能夠被確切地執行。
有時是針對音樂、有時是劇中人物,有時表現方式,在眾多可能的改變中,他至多只會擇兩個關鍵點來討論。太歲頭上雖可「動土」,但不能動大土!什麼是關鍵?什麼是可行的關鍵?是提出一個方向?還是有一定要改變的點,羅勃總能分得清楚,作品也往往在他的「提點」下,將製作人與創作者的距離拉近,也就擔保未來與觀眾的距離更近了一些。
本網站使用 cookies
為提供您更多優質的內容,本網站使用 cookies 分析技術。 若繼續閱覽本網站內容,即表示您同意我們使用 cookies,關於更多 cookies 以及相關政策更新資訊,請閱讀我們的隱私權政策與使用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