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員如果是一朵花,我只能全心全意地綻放自己,綻放成可觀,綻放成美滿,綻放得完全,綻放得人家寧可看你的電視,而不看別人的電影,其他的不去期待。是難得的冬日雪?還是春天裡的花?不想它的定位,就是往前演,往前演,演到水窮處
我們都知道,因為想法、意念、習慣、甚至原則,都是靠歷史累積下來的。時間啊時間!成了我們最大的資產,也是最大的包袱。於是我們處處受絆,於是年紀大的人輕盈不起來,於是一個歷經相當年分的組織會無法進行改革,於是一個有歷史的國家會難以進步。我常作自我辯論,這是必定要如此的嗎?有沒有可能我們更活在當下,把習慣及原則當作參考,而非必然?
在我的認知上,發展對音樂的喜愛和取得技術是一樣重要的,但許多頂尖的老師卻和我有著不同想法。我曾聽到一位著名的老師自豪地告訴大家,她沒有任何一個會偷懶的學生,因為不努力練習的學生,會被她逐出師門。她說:「貝多芬的爸爸是個嚴格的監督者,所以塑造出一個『樂聖』兒子。輕鬆、快樂學習,就不會有成果。」所以,如果你想要找個鋼琴老師,最好是找個有「緊緊圈」的,是這樣吧?
在所謂「跨領域」的合作中,我反而看到更多的是共同點,例如對表演的要求和具體的訓練,對劇場整體性思維及在大系統下對細節的要求。合作中常發現原來有這麼厲害的一群人(如布袋戲偶師和歌仔戲演員),但當事者因為習以為常反而不自知,因此我的工作便是如何更了解他們,和讓觀眾知道他們真的很厲害
知恥兩字是讓我們在明明知道什麼是羞恥之後,不要掩蓋,不能麻木,我經常做不到,但是我想,我願意去做,雖然還沒改,但是已經大概靠近勇敢了,如果有生之年能再進一步,再進一步,那麼就有點像「勇敢」被完成的狀態了,不論大事小事喔!
內容藏在創作者的思考裡,如水或空氣一般無法被觸及,所以藉著創作的形式,內容可以滲透而出。身為創作者其實花最多的精神在面對形式的取決:編舞者思考動作的風格及取材,段落的安排乃至於服裝、舞台、燈光等視覺的呈現;畫家的畫風,運用的媒材與筆觸,選擇的色彩及布局;作曲者選擇的曲式風格,運用的樂器或素材,對時間因素的配置等,不一而足。
我還在大口喘氣,就按了門鈴。老師一開門,就用她的破鑼嗓說:「你遲到了!」看到老師嚴肅的面孔,我不知是白目,還是哪裡生出來的勇氣,居然誠實地跟她解釋:「我的火車誤點了,害我還必須很快地吞完我在麥當勞點的餐。」接著,她瞪大了發火的眼睛,立馬回我:「麥當勞!?你都遲到了,還去麥當勞!!」
舒服,會失去批判意識嗎?舒服地坐在觀眾席的觀眾批判意識就較低嗎?一起互動就會高嗎?體制外吶喊不服從vs.體制內服從但積極作為,哪一種比較舒服?合身的衣物舒服嗎?量身訂作的西裝舒服嗎?鬆垮的衣服舒服嗎?穿的人舒服,看的人舒服嗎?表演者舒服,觀眾看得舒服嗎?
幾十年來這個鎮居然沒有太多的變化,幾乎沒有,公共建設只是有而已,也夠用,因為大家就蠻會自掃門前雪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據說,這個鎮好幾屆的鎮長,選上以後都不太幹事,所以幾十年就沒有什麼變化。這個,沒有什麼變化的變化,使這個鎮變得美麗、自然,樸素又安康
舞者擁有的樂器實在太複雜了,想要完全了解它可謂登天還難,充其量我們只能說盡畢生之力漸漸地了解它而已。為了了解它的功能,了解它的感受,我們花上一年又一年的努力;而身體也一點一滴地以它的合作回報我們。這是漫長的一個馴服過程,雖說因為如此舞者對身體的熟悉度與敏感力已經遠超過一般人,但其實我們對身體的理解,只是整個實際版圖裡小小的一個面向罷了。
在這個學術研討會上,我要證明巴伯的鋼琴作品可以輕易地用口琴來吹奏。所以,我必須用鋼琴和口琴輪流演奏這首樂曲。每次,我要彈鋼琴時,就必須放下手上的口琴;要吹口琴時,又要伸手到處找它。當我為我太太示範這個曲目時,她覺得那實在是手忙腳亂。她問:「難道沒有什麼工具可以讓你同時彈鋼琴又可以吹口琴嗎?」當然,我告訴了她那個小時候的悲慘故事
「永」,不管是流動的河或運動的人,都是變動的形象,是隨時保持平衡下沉和上浮可以呼吸和前進的空間,或是有隨時上岸的準備。因此,如何保持合適的體格和培養體力,平衡不時冒出的念頭/想像(如中國市場)和評估目前的能力,盡量保持清明的狀態隨時面對危機和機會的處理,不是揮舞著「永」夸夸其談,穿上不合腳而無法動彈的鞋。
我從大人們的準備和談論,感覺到結婚和辦婚禮,大約、好像是一件不小的事,也不知道他們去法院公證了沒有。結婚那天就來了有十幾位他們的朋友吧!時處二戰結束後不久,因為逃難的關係,所以雙方都沒有家長,賓客沒有老人,就他們的朋友,新郎是海軍士官長之類的級別,帥,穿著軍裝尤其帥
純真年代大家都是交心的,我要離開的那個早晨,整個單位決定一起送我登船。一行廿來個人,就像電影的場景一般,簇擁著戴滿花環的我,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穿過大街小巷走向港口,現在看來那時只要加上煽情的音樂,整個畫面就會完全到位。當軍艦離開港口,我站在甲板一邊揮手一邊把花環丟向漸行遠去的岸邊,衷心希望有一天能再回去
隔天,有個小男孩出現在我的教室,當他說要彈李斯特練習曲時,我就知道他是昨天故事中的「一丁點」小男孩。當我看他坐上琴椅,腳才幾乎能碰到地;聽到他彈奏時的力度和非常高超的技術時,當場讓我驚訝得不得了。在我眼睛看到的,和耳朵聽到的,是非常衝突的景象。那就好像是,看著一隻可愛的小貓咪,張嘴卻發出獅吼聲一樣。
下,是創作中將「-」分裂為「=」最艱難的過程,常因「責任感」,誤將原地轉圈認作是下一步的策略。下,是不斷自我詰問與實踐的賭注,像是耽溺在輪盤桌旁的賭徒,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彷彿無止盡前衝的火車列,重點不是輸贏,而是墜入宇宙虛空的那股衝動與亢奮。
文字的完美並不能保證歌曲的完美,有時完美的詩詞配上了音樂反而喪失了原詩之美。話雖如此,好的詩詞對作曲家來說仍然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在於作曲家由詩詞而來的感受,這種感受直接地影響到作曲家創作的「內容」。
從牠們身上,我們一直可以看到,愛就是關心,愛就是喜悅,乃至於振臂高呼,互相協助。如果愛就是被人類說濫的是「分享」,是「關心」,是「扶持」,那牠們倆啥也不說,就是「執行」,牠們想不想有愛的結晶?我想得太多了,牠們是隨心隨興地在大自然的美麗後院中,朝夕相處,努力相愛。
回到家大約是傍晚時分,天色已經暗了下來,家中無人,我進入到另一個逐漸幽黑的無語空間。突然不知哪來的想法,我打了個電話過去給我那位聒噪的朋友。他接起了電話,不等他開口,我說:「我找那位孤獨的靈魂。」他回說:「我就是。」我問:「你還好嗎?」他說:「還好。」我說:「那就好,保重!」我掛上了電話,沒有多餘的廢話。
老師說,這其實還有很多的故事。她繼續說:許多年後,華德斯坦伯爵揮霍光他所有的財產,最後像個窮人一般地死在收容所中。說這句時,老師突然壓低音量,講得很神秘:相傳在伯爵去逝的同一天,他收到一封通知信,說明他的哥哥去逝,他繼承了家族的財富。當我聽這些故事到最後時,我的眼睛和嘴巴鐵定是無比的敞開,因為我必須用我九歲的大腦去理解這些驚奇、悲慘,外加諷刺的華德斯坦伯爵的生活。
步,隨時都是十字路口,就像生涯規劃或旅行,是要跟著旅行團放空安全有效率地到各景點,還是準備一堆資料,不時面對意外狀況的背包客?這不是二選一的問題,只是好奇,我們到底是從何開始僵化、難以溝通、碎嘴、視野狹隘及失去變動與接受的能力。
所謂沉思,大概就是在生活裡、做工中,允許有一種自我開放存在,自我對話會發生;當我們向某一個對象說話的時候,我們的思緒跟表達,會受到對象的影響而形成某種限定,某種溝通的限定。但是當我們自己獨處在靜默中,那種自我對話之際在自己,不是自己,是自我挖掘,自我開發,自我回憶,自我尋找等等,所以就愈談愈深。
我和我的舞伴討論了這個神奇的事件,我們都了解當時我們的身體在一個既放鬆又有好支持的狀態下,進行了一個在結構及力學上很深入的動作,它的緩慢讓身體有機會調整自己,好的支撐建構出讓骨肉得以調整的空間,而放鬆讓每個大小骨骼與肌肉沒有多餘的負擔,然後一個不多不少的推力,把牽扯多方的鍊結拉開,就這樣神奇地,我在動作中得到了治療。
在戰爭中,總會有個戰役來決定誰輸誰贏,像滑鐵盧之役,就是拿破崙輸掉整場戰爭的最後一個戰役。在這種氣氛之下,詩人、畫家或作曲家,就會把愛國的情操表現在其作品裡。當中,戰鬥場景的創作,是最常見的,而最有名的「戰歌」,就屬柴科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序曲》了。他透過了音樂表達俄羅斯軍隊勇猛地在俄國抵抗拿破崙。而貝多芬也有寫一首「戰歌」,但這個作品卻被認為是個他最爛的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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