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館是個奇妙的地方,不用張貼「請肅靜」的標語,你自然而然就會跟著展覽的畫作一樣,優雅地站著仔細端倪,然而在欣賞的同時,你就像在照著一面無暇的鏡子一般,反射著自己平時很少對話的內心。
認識黃誌群的人,甚至連他自己,也早已認定這輩子與電腦無緣,卻在發燒友熱情的提議下,為了配樂,在一年多前買下生平地一台電腦,搭配上作曲軟體,從完全不知如何開機,到如今已經可以用不同音色多軌混音來作曲,甚至轉檔,燒錄成CD片。
臨死的契訶夫大量吐血,醫生努力急救著,包括將冰塊放在他胸膛,他最後回答說:「算了,你不必把冰塊放在一個空空的心靈上。」
學習以身體作為工具去創作,我會說,就是學習面對自我,如果一個小提琴家透過琴藝投巧銓釋典目展現內在情感,而演員則使用自己的身體去銓釋劇本和表現自我內在世界。學表演是認識身體,身體便是工具!身體便是樂器,學習表演是學習如何將以自我身體拉出生活和思想的樂章。
文化藝術工作者可否開始認真思考,藝術撫慰人類心靈,提升生活品質之餘,是否也有娛樂效果。因為多數人在休閒的時候希望釋放工作的壓力,能放鬆,但並不表示整體表演藝術要走向娛樂化,朝輕薄短小發展。
十八年後重返東京,有如南柯夢醒。但見新的建築以原創、細緻的美聳立在六本木和青山道;每日吞吐數十萬人次的新宿地鐵地下道的地板乾淨得好像可以拿舌頭去舔。然而,給我最大震動的卻是台北、東京兩地運將的不同談話內容。 二月底,往赴中正機場的車上,運將情緒起伏地跟我談選情。 到了日本,東京的運將跟我談的是春花:新宿御所的梅花已經盛放,櫻花只開三分,而上野公園的冬牡丹已到尾聲。 我聽話地找時間去新宿御所看梅花白雪壓頂似地燦放,也到上野東照宮為大如湯碗的牡丹驚豔。是老梅,是高齡的牡丹,每株牡丹都以稻草的「屋頂」呵護。年復一年的灌溉照料造就了每年春天的繁花,正如勤奮掃地抺地板的居家紀律維護了新宿地鐵的光潔。 沒有這些生活的基本功,沒有對家園誠摯的許諾,繁花如錦的春成為鬥爭的季節也許是一個宿命吧。
人們常在思考「藝文活動」在生活中的地位。 其實,事情並沒有那麼複雜,人的生活就像沙漏一樣,在每一次沙漏完時,還是又要將容器倒過來重新滴漏,而這中間是一定會有一個「空檔時間」,而藝術就是那一段珍貴的「空隙」,它讓你的情感再一次地呼吸。
經常用來形容藝術家生活的「波希米亞」一詞,固然有浪漫無羈的美好暗示,往往也代表著現實生活上的不安定,甚至是無能。然而,藝術家面臨的不只是生活上的不順遂,許多心理學者也實證指出,創作才華和精神病理學之間,有著相當密切而複雜的關係。
演員訓練改變了我的人生節奏,增強我的戲劇閱歷,在後來的人生中,我寫了許多東西,也導了許多戲劇作品,而學過表演這件事一直是我的風格,人生便是一場表演,生活便是看不見的劇場。
數字具有相對比較的參考價值,可作為追求目標量化以及客觀評量的依據,然而數字並非是藝術團隊成功經營的唯一準則,這也是藝術團隊與以營利為目標的企業最大區別。
憑良心講,我的情緒記憶,多半來自本身經驗以外的─大家細細想想,誰又何嘗不是呢?人的一生能遇到幾次完全不同的事件?聽來的,看來的,還是居多,祇是端視演員個人的體會和用心與否,這是一個演員的基本功。
如何表現你對一場演出的激賞呢?獻花嗎?如何表現你對一場演出的期待呢?想辦法買到最好的位子嗎?對於「獻花」與「買票」這兩檔事,鴻鴻有很不一樣的解讀與想法。
在國際貨櫃藝術節中,見識到加拿大辦事處熱切的推銷文化態度,而演出的加國團隊,不但表演結合著流行與傳統,演出方式多元化,甚至一人就展現多樣才藝。加國能短時間從文化輸入國,躍身成為文化輸出國,這種企圖心與成就實在值得我們將之列為「典範」多加研究。
也許不對號、可於任何時間內自由進出劇場的表演,更為草根,更接近人民的生活,更有娛樂性、聯誼性。但售票、定時、且對號入座的演出顯然注重表演的完整呈現,強調藝術的莊嚴。前者在親民,後者在止於至善。追求不同,票務結構也有所不同。然而對所有觀眾而言,一旦是售票演出,適度的公德心和自制力就被期待;前者是教育,後者是修養,合起來是文化。
《女兒紅》的編導太在乎觀眾直接的反應,太在乎他個人的悲歡際遇能否讓觀眾「笑中帶淚,淚中帶笑」,其結果卻是如角色一樣的沈溺與自憐?《女兒紅》最為一偏私密的告白,創作者的勇氣可嘉,最為一個應該被評論的作品,卻表現出一種不對等的關係:面對創作者毫不保留的自曝隱私,觀看者該如何自處。
對企業而言,只要為了經營管理的合理化和股東權益的最大化,合併是值得考慮的手段。然而藝術機構並不以營利為最大目標,藝術家常常要求的是更大的主體性,合併涉及許多妥協,所謂分工合作的原則即使可以掛在嘴邊,一旦主導權的爭議浮上檯面,人窮志不窮的藝術家性格就完全展現,無可相讓。
國藝會費盡心機補助歌仔戲創作,卻量給劇團一個狹小的空間、無法給創作人員一個施展的餘地,就好比一個人花了很多錢去打造一雙精緻美麗、卻不合穿的鞋,其意義何在呢?或許,在考量演出經費多寡更勝於重視定型創作的必要之後,補助「優質活戲」或許會比獎勵「優質民戲」更實用一些。
在這樣經濟還不景氣、預算赤字高漲的時刻,政府能再大手筆投資,以幾百億的經費,在未來興建幾座所謂國家級的劇院與音樂廳,在我們劇場工作者聽來,確實令人興奮,也為之喝采;不過相對的,也有些隱憂。因為這種計畫的執行,一下子搞不好,就會演變成蓋「房子」,而非真正在建實用的劇場或音樂廳。
從西方古典音樂世界出走,絕非音樂風氣衰敗,而是表示這個社會醞釀了自主的音樂能量。交響樂團的形成,源自西方音樂演進階段需求,非一成不變。它本該為社會所用,而不是為社會所供奉。如果市交事件能促成對樂團的社會定位重新思考,也許能因禍得福。如果淪為權力與職位的鬥爭,那就爭如不要也罷。
最近,北市文化局開始加緊擬定台北市表演藝術團體管理自治條例,希望給團隊清楚的定位;文建會也擬召集各縣市文化局,匯聚共識,釐清模糊定義。終於團隊渾沌的身分認定問題,露出一線曙光。真的殷切期盼橋造好了,路鋪好了,團隊先有安身立命的生態環境,再談如何建構文化產業起飛的機制。
從渡海的身體到「身心靈」的身體,台灣現代舞似乎有了自己的「品牌」;但除了這些,現代舞存在於台灣還能具有其他怎樣的意義呢?而這三十年來,台灣現代舞經過雲門形象學的形成,儼然已建構了一套「文化工業」的生產機制,正是詹明信說的:「一切都成了形象,都成了文本,沒有涉指物,沒有外在的客觀世界。」
麥克風的使用,能把一場「現場」表演硬生生變成了「轉播」;而我們的節目單,總是不脫畢業紀念冊的格局。大家都能理解,「專業化」不等於「商業化」,「商業化」也不等於「粗俗幼稚」。但是在耳朵飽受麥克風轟炸、眼睛看著同樂會般的節目單時,我實在不曉得我們講究的劇場專業到底反映出什麼。
高雄正在轉型成工商綜合城市,一切文化與藝術施政都該設定為這轉型過程中的一環。對高市的藝術文化而言,除獲得新硬體外,首要的是獲得更多文化藝術的常設性活動經費,大幅增加對人的投資,以帶動文藝欣賞人口的成長,吸引更多藝術家定居在南台灣工作,長年地帶動並改變風氣,使之能夠逐步順利地轉型。
PQ的獎項,雖然無法如美國的東尼獎或電影界的金棕櫚引人注目,但它在國際劇場界中的權威地位,卻絕對不亞於這些獎項。因此,台灣在PQ的獲獎,相較於台灣許多電影導演在各大影展中的光榮紀錄,理應獲得相同的重視。只是,當這樣的消息傳回台灣之後,受到的卻是傳播媒體不成比例的冷淡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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