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樂曲為中心，事件一層層推進連動，某方面來說，漢斯．季默的音樂在此齣劇作處理的是時間性的向度，以聽覺展陳將視覺畫面帶入敘事的殘餘，彷如一場催眠儀式般反覆啟動一幕幕原本停格的事件畫面，藉此打破線性時間的性質，形成一種內在時間的觀看。
《鞍》或許是在對自己血脈中的胡撇仔精神進行正反辯證，試圖建構一個工整的「拼貼世界」，然後再自行拆解：「難道胡撇仔真的需要被整理並且重新建構一條準則嗎？」如此看來，《鞍》便得到了新的當代意義。意即以戲劇語境、美學形式的構築與拆卸，後設性地探討胡撇仔劇種的「精神」。複雜的混搭形式、無法臻於完美的脈絡，拼貼的語言，異文化的植入，都在在展現了屬於胡撇仔該存在的「野性」。
我們該如何去想像一個後語言、後文明的世界？我們該如何拆解那建構我們存在的根據？最終，我們只能在AI機器人身上看見人類所是的，無法看見那人類所不是的。劇中無論是令人同感的，抑或是陷入自我矛盾的，似乎也再次證明捨棄語言的實驗沒有成功的可能。語言就是我們賴以維生的世界，我們的世界就是語言。沒蓋成的巴別塔，依然牢牢地站在那邊。
《消失三》優秀之處，在於能「從比喻中再生比喻，從畫面再生畫面」，白布加上（站立的）靜止人物，有了蠟像隱喻之後，接下來，彥芳鑽入白布裡頭，觀眾慢慢下台回座。隔著白布，隱約只見彥芳身形，白布加上（躺臥的）靜止人物，有了死亡的隱喻，而後，白布底下灌入風，一人拉住白布一角上下甩動，整片白布化作波浪，一波、一波、一波，又是一個時間與消逝的比喻。
布魯克的《為什麼？》或許帶領著觀眾叩問了：「為什麼人生會如此？」「為什麼世界會這樣？」「為什麼人會抵抗？」「為什麼要表演？」「為什麼要有這齣戲？」「為什麼要在劇場裡演這齣戲？」然而以更宏觀的視角來看，所有問題都收束在同一問題：「為什麼要有劇場？」在這裡，我們既看到了劇場中的現實感，也看到了現實中的劇場感；布魯克透過建構這問題的過程中，已揭示了問題的答案。
哲學家哈洛威說：「賽柏格（Cyborg）是一種拆卸與重新組裝、後現代集體與個人的自我。」說明本劇自默片的復古畫面和時空出發開展，在機械生命的極致想像後，抵達當代「賽柏格」之比喻，更進一步，則兩性存有相互理解的溫柔空間，且提出返回人類與自然最初的空間關係之可能。
觀眾在自得的敘事腳步間藉戲曲共同回望，沒有冒險，沒有花稍的鋪排技巧，只有與自已進行長達一小時的細細長談，最後抵達難以和解與企及的身分根源。這也是本戲適合後續加演的優勢，它看似占盡先天優勢，觸及種族、戲曲、城市發展、女性等議題，卻選擇內向而專注地在精神面蜿蜒流轉，變得精緻、動人且發人深省。
清宮戲三部曲個別嘗試不同的創作語彙，去面對這些我們熟悉卻也生疏的歷史素材；但《夢》的編寫方法更像在「迴避」《康熙與鰲拜》的結構，而刻意塞進《紅樓夢》，或許是鏡射，或許是硬搭，便能乘著國光劇團「文學劇場」的創作脈絡，穩穩向前。這到底是創作方法的盡頭？或是編創理念的未竟？
三聲部的樂章，第一聲部歌唱的線條，不斷地斷裂與大聲直擊，二三聲部控制在非常小的音量，聲部的鮮明只是一種理由，但更主要的是第二聲部的伴奏音型才是英雄真正內在的聲音。接在風暴般之後的《月光》第一樂章，它的「沉」與「靜」堪稱之最，此時才明暸前曲的直接與快，都是為《月光》而來，鋼琴家將兩曲當一組作品在鋪陳。
在藝術對談裡，除了血緣連結的偶戲家族，不同背景、不同年齡的人也因偶戲被凝聚，因為相同又相異的創作語彙而成為另一種家人──那是作為製偶手藝人與操偶表演者彼此間的惺惺相惜或許因為創作者或多或少都得「退居幕後」，讓物件先行表露生命的另一種型態、翻轉投射不同的想像，於是在這裡交流的作品與創作者，都有種靠近的溫柔，沒有區別地共同交流著。這也回應到了一個「偶戲村」的想像，藉由偶戲，共同生活在一起。
由於殷巴爾在國際樂壇的高知名度，隨著他接下北市交首席指揮新聞的發布，讓北市交在國際樂壇被報導，增添樂團不少知名度。藉著馬勒的三首交響曲，殷巴爾激發出樂團原有的深厚底蘊，讓老一輩愛樂者找回了久違的北市交，讓年輕一代驚訝地發現，台北還有另一個交響樂團北市交，它竟然可以將馬勒演得那麼好。殷巴爾攜手北市交，「英雄再起」應是可期待的。
整場下來，在台上所見的只有人物的情感和狀態，並未見人物有因應什麼事件而產生關鍵性的改變，或者有了什麼決定，然而這些時刻通常皆是看見人物特性及其成長的所在。的確，此戲從諸多日常日子的組合中，彰顯了人情細細的甜美，但當一齣戲少了世界觀，少了人物信念及價值，甚至缺乏辯證，於是幾乎可說是情感先行，在這樣的敘事基礎下，不僅情感容易失重，連帶地也使得內容純然充滿詠嘆。
這名始終站在「炎性」事發地點旁，以宛如播報員口吻說明事由的人，也為劇本帶來前後一致的冷調性。然而這份「冷」，最後卻成為貫穿整齣作品的主軸。三位主角乘載的議題與痛苦從原先膨漲、飽和、塞滿的處境，被轉化成宛如幽靈穿梭於不同場景，若有似無的形象。
我們往往會寄望這類型的媒合創作，在一個作品裡就能摸索出這個地方的樣貌與過往只是，期待這種復原或創造，往往是在劇場所創造的故事裡最可能也最不可能的。也就是說，縱然《半島》做足田調、轉譯情感、保留傳統，既無法也不可代表這個地方的完整。 其實，這個「不完整」才是我們離開故事後，願意繼續駐留的地方。
若說網際網路代表著角色關係虛實交錯的當代經驗，鬼故事則往往在作品中成為另一種人類存在的隱喻：如《茉娘》碰觸的人道生死議題，或是《鬼母病棟三○八》處理的內心執念（化身為鬼魂揮之不去）。時空交疊與多線交織的場景，提供的是某種敘事組織的途徑，然究竟該如何開展議題，終究不該為破碎、發散、去中心的手法所牽引。其中總得有更全面的布局，讓看似獨立、跳躍式的音樂／戲劇場景，成為彼此的因果堆疊，藉此鋪陳論述主題。
《盛宴》不僅關乎劇作家個人生命，也是對家庭倫理的深沉思索。向來言簡意賅的劇作家，不可能會寫出如《長夜漫漫路迢迢》那樣叨叨絮絮的長篇作品，嬉笑怒罵的創作意識，也讓他避免陷入悲情自憐的陷阱，但《盛宴》的文本仍有如《長夜漫漫路迢迢》的深沉悲劇感：父母子女愛恨交織、糾結難理的關係，在人性、倫常、自由的慾望、情感的羈絆之間拉扯，無可化解的沉重和痛苦，幕落之後，仍如幽魂般流連不去。
台上以白熾的燈光、充滿迴音的音場，接連充斥著槍聲、齒輪聲、腳步聲等各種聲響，混合一體，建立起審訊現場的詭譎氣氛，同時彷彿直觀地讓觀眾從聽覺的路徑，進入了受審當下渾沌且迷離的狀態。此戲不藉由打造寫實情境來讓觀眾旁觀，看似抽離，但事實上是更直接地浸入觀眾感官，不僅讓這場白色夢魘侵入人心，如此不斷迴盪的共感更進一步地讓聲音成了串合各零散故事、記憶碎片的主線。
儘管作品後半翻出的主題別具新意，但在前段未能埋足伏筆，製造孟麗君對自我認同的不同思索。因此就結果看來，全劇內在精神大致斷成兩截：前半仍是那個講述女性身不由己的陳舊故事，後半才逐漸浮現自我認同的全新議題。若能進一步改善此現象，劇本確實有以相同素材，提煉出截然不同內在精神、與由當代浮現之核心問題的空間。
我以為，《西北雨傳說》是以「歌仔戲」（悟遠劇坊、蘭陽戲劇團）為主體的創作；但，戲曲表演近乎是被吞噬的。這可能是表演者並無法充分展現功法，也源於導演的編排裡，讓歌仔戲多半成為動作、聲音與畫面的一部分當戲曲演員被夾在舞者間，焦點往往會被舞者的動靜所拉走；同樣地，以量取勝、相對多元的肢體呈現，乍看填充畫面，實則喧賓奪主。
我們是否能讓更多人看見不同「路子」的歌仔戲特色，並在時代思維不斷的更迭中，為這些戲找到存在的理由，而非僅只是「技術的留存」？畢竟，這些戲既要搬上舞台，在技巧傳承外，再花時間打磨情節、重新刻畫人物，或許會讓這一次的「看家戲」更別具意義，不是嗎？
顯然，超越《委託製作》的主雇關係，陳以軒感興趣的，也是這部作品呼之欲出的潛台詞：更多是關於他們這一代年輕藝術家如何在創作與接案、發想與生存之際，能夠集體地聯合起來，扶持、相挺，於總是無法臻於理想卻逐步崩壞的大環境中，試圖強力突圍並前進。 這即是為何這一場集體的即興表演是無法預演與彩排的，它彷如生命與創作，永遠發展且變化著
雙線的敘事，一以營造出空洞的存在，一以重新照亮現實的暗區。儘管手法並不強烈、尖銳，但作品確實數度以後設手法跳脫敘述，讓思考的可能性，因為疏離而找到穿插的縫隙。喜鬧、平淡調性的背後，作者反思了悲劇意義。拾起被主流所拋棄瘖啞現實的同時，也還給了亞里斯多德《詩學》以降的悲劇理解，一個較莊嚴的面貌。
演出大多時刻都發生在舞台中央，既是家中，也是監獄，彷彿象徵了家庭即是重心、生活就是監獄的概念。又例如，舞台中央是家中，舞台深處是一排墓碑；後面是一排身穿喪服的人群告別，哀悼親人，而前景在含淚含血地吃飯，哀悼尊嚴；前景在做愛，翻雲覆雨，而後面墓碑冷冰冰地矗立，形成對照。這些場景，藉由生死意象的並置，跳脫出了單一時刻的悲戚，進而以更宏觀的角度，勾勒出了人生全圖。
形式上如點唱機般的《綠島小夜曲》像是部「新製」的「懷舊片」，取其氛圍與情節。但，懷舊片之所以懷舊，也在於拍攝、放映與再次播放的時間差所提煉的情感因素；若失去這些，會否只是一種「取其形」的複製？最後，這個時間點下的製作與播放，究竟是為誰而唱？為誰而播？
掌中戲做活戲最趣味的地方，也就是這溢出於文史之外的想像空間，然而張居正何許人也？海瑞又何許人也？這或許重要，也可能不重要。重要的是，藝師如何詮釋出別具特色的人物吸引觀眾，引發觀眾向下觀看的興趣，才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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