奮戰不懈的鬥舞
舞作從頭到為都讓觀者無法呼吸,因為表演者隨時都有發生生命危險的可能性,他們是那麼努力地找尋自我的生命價值,努力用身體突破官能界限,而這個界線,也是你我在此時此刻,為它們祈禱能安全抵達的終點站。
舞作從頭到為都讓觀者無法呼吸,因為表演者隨時都有發生生命危險的可能性,他們是那麼努力地找尋自我的生命價值,努力用身體突破官能界限,而這個界線,也是你我在此時此刻,為它們祈禱能安全抵達的終點站。
浪漫劇這樣舖述的語境,使得鈴木在本劇中的表現形式,就比講究純粹美學的《酒神》來得更為淋漓至盡。譬如甫一開場即讓我們看到的武打場面,雖來自歌舞伎的表演方法,卻更樣式地只是比劃手腳,它意味著無法僅賴以西洋戲劇的審美經驗,就能夠在亞洲/日本劇場裡找到看的方法。因此,如何去看《大鼻子情聖》的表現美學,其實是一個如何去看亞洲「現代性」的問題。
汽球與地攤偶劇場景呈現了小丑演員們在肢體之外的操偶表現,也許他們的操偶技巧不盡完美無缺,但「退居幕後」的謙謙風度,讓這整晚的演出增加了少見丑劇表演的內涵與深度。沙丁龐客劇團的小丑,不若明星丑角那樣譁眾取寵,而是真以發揮十八般武藝(儘管可能也不到十般)那樣,在舞台上盡心盡力。
NSO過往幾年的歌劇製作展現了另一種可能,也顯露出國內亟需「歌劇產業」的困境,而北市交的《瑪儂.雷斯考》以一都會型交響樂團之力,奮力端出不輸歐美水平的歌劇製作,再看從《諾瑪》到《瑪儂.雷斯考》,我們震懾於義大利歌劇院所培養出的朱苔麗,同時也不禁要問,國內優秀的年輕歌者該何去何從?曾經曇花一現的歌劇工作坊、大師班,都不足取代一個持續性的制度。
《奧塞羅》,犯的錯是我生病了,讓自己過於勞累,沒有警覺到體力的透支,一般,這是不可告人的錯。我得在這說,《傻瓜村》是我大意加太大意,連劇本都沒有仔細地看過,光憑多年以前看過一次的記憶,就答應演出了,而且排戲時間不到一個月。加上這個劇本,我們莫名其妙地,沒有小心地,就認為它會是一個很容易就討好的劇本。其實不然
口語、手語均能表情通意,示愛自然不成問題,但語言和行動,何種方式來表達愛較為有力?這個問題的答案,可從小女兒由聾啞演員飾演中尋思。導演藉著演員具體生理上「無法說話」的口語障礙,進階轉化成抽象心理層面「無需言說」,至此明白,用口語、手語示愛仍無憑準,唯有行動相符才是真實。這個角色的演員設定,試圖說明──愛,無以言喻,豐厚了原劇本意涵。
《樂》由編舞家鄭宗龍創作,結合音樂家王建民的《第一二胡狂想曲》與鍾耀光的《遊戲》曲目,企圖以樂手跳舞、舞者奏樂之跨界演出。指揮簡文彬拿起鍋鏟當指揮棒,極活潑地帶動樂團與現場氣氛,他後腦勺還特別剃個骷髏頭,不僅搶眼也「笑」果十足!讓人一掃國樂團嚴肅拘謹的印象。
光環能培養出這樣的身體,但為什麼要經過到國外一遭才出來這樣的東西?概念性的題材,一向是西方擅長的,可是若沒有這樣從東方出發grounded根植於地的沈潛身體,這個作品也做不起來,無法存在!這是件東、西方融合成功的例子。
我們對藝穗節的期待,應該是什麼?不是全然專業,至少是誠懇;不盡主流商業,最多是實驗批判;不甚完美,但,夠膽。 若上述三種期待都不被滿足,連台詞都被處理得模糊難嚥的時候,看戲的我,非但無法入戲,簡直蒙受被「凌遲」的痛苦。不過,這屆藝穗節的演出票房,似乎沒有全然反映像我這種嘴刁的看戲品味。看起來,新一代更擅於行銷經營的包裝。問題是,單純、可愛的「小花小草」,到哪裡去了?
不若電影鏡頭終究是選擇過的,電影的觀眾難以從鏡頭給予的畫面看見之外的,但戲劇可以。亦是在這個層次上,我們更像一群目睹者,囁嚅地走入他人的家,瞧見一些事,近距交戰,謊言對決。目睹不僅於看見,而是感知被放大,無可迴避的視線介入。
坐在不適切的中山堂光復廳裡看戲,讓我必須旁觀創作者與劇本之間的交歡,我無法動心體會,只有以有限智商解碼答題的困窘。為什麼是這樣疏離的表演方式?為什麼這樣轉換場次?為什麼要用這麼一座狹長的紅色舞台?的確,魔術很好看,但為什麼要變魔術?
九十公分高的木偶挺進開口達十七公尺的大舞台,壯哉氣魄也。只是,前有寬六公尺的樂池阻隔,加上操偶動作因困難度難以模擬真實,我們無法看見精確的表演動作,總是打打殺殺,「甩來甩去」。距離演出已若干時日後再度回想,這群被「表演」、「操弄」的戲偶,他們演出了什麼?說了什麼?他們終究只是傀儡,還是可以有主體性?
座台上的觀眾好像成了即興演出的一部分,當下的故事和瞬間的感受,因為觸發觀眾內心的呼喊而完整。我期待或預測下個當下的發生,對上時,頓時有種魔妙的愉悅;沒對上時,台上讓人驚奇、讚佩。我感覺觀演中的每個當下稍縱即逝,但心神卻因感動而凝定在過去。
鄧肯為未來舞蹈所抱持的世界想像,是讓身體的神聖性不再回歸於上帝的秩序,卻是超越秩序而產生多義性及不確定性的自我。現代舞如此追求自我形象的創造,是舞蹈史很重要的發展動力。然而到了《新黑色》,若以凡德吉帕斯的創作觀與現代舞初始的鄧肯對照,《新黑色》在崩壞的秩序之上,無力再構築人的神聖形象,身體已是「從頭到腳鋪滿了無法辨識的符號」。
在這許多令人印象深刻與高難度的片段中,最令人激賞的該屬〈裸體芭比〉的獨舞,引出創作中的核心。這個看似無神的人工模特兒塑像,身無一物地露出平庸且平滑的粉紅色肌膚,但與她那頭飄逸金色假髮的組合,則填滿了觀眾的想像空間、解答了所有疑問、讓人看見失去靈魂的機械化自我。
我要讚賞的不是(再拒劇團)全體演職員精采的呈現,而是這批人誠心誠意所推動的一系列議題探討,甚至可以稱作一次戲劇性呈現事件(theatrical event),更可能可以成為一場令人膽戰心驚的行為藝術表演;他們對於表演空間的選擇,有著革命性的思考,當然,這更免不了有改變觀眾觀賞與互動的嘗試與企圖。
當李安成為台灣電影界的光榮時,不知國內電影人是否注意到了李安電影的用樂?西部牛仔的《斷背山》裡鏗鏘清亮吉他聲,聽似隨意撥弄卻一兩個小節即顯出荒野中的落寞孤寂,而《臥虎藏龍》既然要說武俠故事,當然得找來理解武俠小說的作曲家──譚盾。國內也曾經擁有過張弘毅、陳揚這些絕佳的電影音樂創作者,但製作者願不願意提整各項經費的比例、讓他們有發揮的機會?
由三組編舞群各自組合起來的舞作,每一個十年,乍看之下,毫無關聯,然而夢境意象卻將此作品連接起來。不同編舞者在處理舞作時的方式,在舞台裝置上的巧思,也同時一步步帶領觀眾進入那段時光中的情緒和矛盾,從夢境的意象中,拼湊出一幅歲月的地圖。
從全劇新編架構來看,編導非常有野心、也很成功地完成一齣可與英國知名作家邱琪爾劇作《九重天》對話、並獨具台灣觀點的性別創作。再解讀這番效法邱琪爾時空跳躍的手法,劇中瑞娘一家由泉州、漳州及至台灣的遷徙,還有種歷史性、浪漫的回眸與告別。
走進劇場前,我期待看到的是編舞者以《牡丹亭》為題材,用自己說故事的方式,展現出融合芭蕾特色的美學主張。然而這次芭蕾版「混搭」的實驗,既想在崑曲之外找到自己的風格,又無法跳脫崑曲美學,因而暴露了創作者在其中掙扎的困境。
劉學軒的《霸王別姬》無疑是全場的焦點,這不僅是全場唯一幾乎沒有參考原古曲的作品,更是唯一從愛情觀點進入這場歷史時空的場面調度。整首音樂最令人稱道者不在技巧的創新、曲思的大膽、和聲的實驗或是結構的革命,而是劉學軒創作了一個個動人的主題,在在都喚起了我們對於「旋律」的渴望。
《閻羅夢》更深一層去闡揚,從內在精神去尋求突破,將過去歷史人物及司馬貌本身的悲劇因素,暴露在我們眼前。司馬貌不是神而是凡人,他在識別與判案方面有人性上的錯誤,形成了歷史與個人雙重悲劇,竭力於人不能只寄望於難以兌現的因果報應的許諾,唯有直面痛苦,人生才顯得深沉。
NSO音樂家們的演技,中規中矩亦不乏精采之處,然最引人入勝的還是音樂演出。團員要克服與常規音樂會不同的展現方式、還要不忘演戲與走位,手上功夫卻絲毫不馬虎。曲目兼具古典的展技與通俗的親和力,十四位音樂家沒有以誇張的演技來轉移音樂本質的焦點,對於更需耗時耗力的室內樂曲目,演來遊刃有餘
雲門二團十年,羅曼菲的時代已然過去,從這五支跨世代作品的身體表現來看,這個小團體的次文化似乎正在改變中,一方面他們要延續雲門母體厚重的歷史與使命,另一方面,如何繼續在都會舞台上展現青春無畏的差異化個性,雲二似乎正在一個轉變點上。
林懷民的《望春風》!一個單一舞者穿著像小禮服又有點像私密襯衣的細肩帶連身短裙,戴著淡金色假髮站在燈火明亮處。她一人先是自己有地沒有地作著動作,而後音樂出,鋼琴版的〈望春風〉。英國鋼琴家史蒂芬.霍夫(Stephen Hough),把這首〈望春風〉彈成有一搭沒一搭、如首「敘述版」的曲子,把個女子獨處時的幽微、百無聊賴、又白日夢處處、顧影自憐的心情,款款道來,為〈望春風〉這首老掉牙的曲子,帶來了現代人人都能懂的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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