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接到莫斯科契诃夫国际戏剧节的邀约，我盯著信函，久久无法置信。冷战时代俄罗斯一直是遥远的地方，心理上的距离比月球还远。那是二○○五，苏联解体已经十四年，我仍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真的去了。《水月》轰动莫斯科。我发现一家乔治亚餐厅，有歌手驻唱。最后一场演完，我请舞者去喝酒听歌。跟著乔治亚民歌的录音演出《流浪者之歌》十几年，第一次见识乔治亚人现场高歌，大家都非常开心。更开心的是演完了，我们不马上回家，多住三天，玩疯了——因为不觉得会再到俄罗斯，出发前就自己出钱，订好红场旁的旅馆。临行前夕，碰到节庆，烟火照亮窗口葱头圆顶的东正教教堂，窗子被震得喀啦喀啦响，大伙儿在房间兴奋狂叫。

事实上，《水月》首演后，戏剧节就邀请舞团二○○七再访，演出《流浪者之歌》。那年中国外销俄罗斯的米有污染，政府禁止所有大米进口。云门不能带演出的稻谷去，艺术节买到里海区域的稻谷，云门技术人员飞过去，用十天和当地技工把三吨半稻谷染成金黄色。观众为从天而降的米瀑热烈喝采，不知「粒粒皆辛苦」，也没看见演完后，我站在后台入口，看稻谷被搬上卡车，送去焚毁，感到无比的凄凉。

原先戏剧节安排莫斯科演完，飞乔治亚续演，因为乔治亚南奥塞提亚主权的争端，两国交恶，那家乔治亚餐厅关门，百货公司买不到乔治亚红酒，《流浪者之歌》的巡演也取消了。隔年，北京奥运会开幕日，俄罗斯入侵，两国开战。停战后，乔治亚与俄罗斯断交。因为这些磨难，那次旅行我记得很清楚。后来巡演俄罗斯的印象就比较模糊了。

大疫中，准备出书，重读旧作，才意识到云门四十六年，我竟然去过那么多地方，做了那么多事，编了九十出舞，文章却极稀少。

因为不是舞蹈专业出身，云门草创时，我「补习」。七八○年代，台湾的舞蹈资讯很少，我找不到聊舞蹈的对象，就认真阅读舞蹈家的传记和西方媒体的舞蹈讯息，顺手把补习的心得写出来，跟大家分享。如今阅读，发觉我敬仰的舞蹈大师各个特立独行。他们笃信，坚持。书写这些偶像，其实是孤独中的自我勉励。

九○年代后，年轻的舞蹈写手倍增，我歇业，不再写介绍西方舞蹈的文字，偶然的书写多是新舞创作的背景与心境。真正让我彻夜思索，不得不写的是悼文，像仪式，写过了才能保住亲长师友的体温，记住他们的风范与嘱咐。

上下飞机，幕起幕落，江湖匆忙，赶场隙缝写就的文字——像痖弦〈深渊〉的诗句「激流怎能为倒影造像」，都没写好，没写下来的事更如过眼烟云，忘了。

居家整理文稿，追忆旧事，十分吃力，退休的我怀疑自己有了失忆症。我向云门文献室同仁求救，问她《流浪者之歌》后，我们去了几次俄罗斯。契诃夫国际艺术戏剧节每两年举办，二○○五到二○一九，十四年间我们居然去了八次。俄罗斯观众爱云门，票房开启两三天就把几场演出的票买完，谢幕时总会有年轻人涌到台前把可爱的小把花束递给舞者。

戏剧节总部地下室墙上挂著彼得．布鲁克，罗伯．勒帕吉，威廉．佛塞，碧娜．鲍许和我的大照片。每次访演，总在那里举办盛宴，戏剧节总监沙德林很会劝酒，一杯又一杯的伏特加，不醉不归。二○一五春天，去瑞士、奥地利、德国、卢森堡绕了七十天。回到台北，云门剧场即将开幕，像最后的排练，万事必须就绪，我加入「最后一哩路」，不眠不休地打杂，两周后再赴俄罗斯演出。

首演酒会，身为主宾的我半杯伏特加就砰然倒地。虽然一分钟不到就打开眼睛「没事没事」爬起来，周遭的人已经忙成一团，扶扶撑撑，量体温量血压。早上八点，沙德林亲自到饭店押我去医院，说他已经安排国家科学院三位大夫照抚我。

主治医师是一位美丽的中年女士，端庄大方，好像是从旧俄小说走出来的夫人。「林先生，很高兴见到你，」她微抬下巴，用清脆的英文招呼我。「我不是说高兴看你到医院来——我先生昨天才从台湾回来！」他去台北开学术会议，「带回来非常特别的礼物——是一个凤梨！我们一直吃罐头凤梨，从不知道它长得这么漂亮，像一个皇冠⋯⋯ 我先生清早回到家，我一看到就说一定要请客了，晚上下厨，请好朋友来吃饭，台湾凤梨当饭后水果。大家都赞美，说不要切它，多留几天。我先生说，新鲜的才好⋯⋯ 唉，真的太好吃了！」

她安排我去做一堆检查，结束已过午餐时间。我的主治医师等著我，认真读完所有报告后，宣布我没事，一定是太累了，要多休息。说完，又低头看报告一眼，抬起下巴，问：「你抽烟？抽几年了⋯⋯？」

「大概五十年吧。」

「Oh, then I have nothing to talk to you.」美丽的主治大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