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做个『表演派』。」李宝春这么说。
1950年在中国北京出生的李宝春，来自戏曲世家——祖父李桂春、父亲李少春都是文武双全的老生演员，母亲侯玉兰亦是京剧旦行演员。他曾问过父亲：「你要算哪个流派？」李少春这么回答：「我是余派基础，发挥自己条件，想做个『表演派』，多创造几个不同角色形象。」
经历家学、北京市戏曲学校、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样板戏年代，在移居美国后，来到台湾延续演员生涯，李宝春似乎正把父亲所谓的「表演派」一一履行；而30岁前的他，在不同名字里，还体现不同的时代背景。
第1个阶段：李宝宝的戏校生活
李宝宝，是李宝春最早的名字。
这个名字来自祖母，他说：「我从小是跟祖母一起长大的，她把我当成身边的宝，所以我小名叫『小宝』，『宝宝』是我祖母在我进学校时候起的名字。那时祖母常带著我看父亲的戏，还有一些父亲学生的戏。」他也跟祖母学了河北梆子唱段，因为祖母最早是河北梆子演员。
家里已有两代人唱戏，但李宝春的父亲其实不觉得要「子继父业」。「他认为做这行不容易出头，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还要看自身条件，很难掌握。如果进去这一行，想再出来又麻烦了，因为功夫已经下到这，再出来改行，全得重来，而且会被这一行自小而来的痕迹影响。」做这行，怕吃苦不行，能吃苦，没机运也不行。他笑说：「父亲特别希望我们能学医，但是我们家一个学医的也没有。」
会进戏校，其实是祖母带著他去的，也让李宝春进入生命的下一个阶段。戏校里的教育、训练与生活都很严格，除了每日的练功学戏，不许随意外出，男女朋友也不许交，更不用谈牵手、聊天。从小就被祖母宠得像是个小霸王的他，如同贵公子坠入凡尘，更加突显自己的弱项。「我刚开始练功，比其他人差得远，腿、腰、翻跟斗都不如人，因为不够吃苦。」李宝春说，好在老师并未放松要求，加上父母亲训导：「吃不了苦，就别干这行，干了就别怨。」有了争第一的追求，这段时期就顺顺地过去。
当时在北京市戏曲学校的生活，确实比台湾现行的戏曲教育苦上许多，也扎实许多，包含学生学习比较专一、老师要求比较严格，同时看的戏也多，更主要的是同学都有动力。不过，李宝春也明白时空环境不同了，「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也很努力。」但是相较于当时有个明确的目标可以追寻，现在则有不同诱惑、不同艰难。
李宝春的心态受父亲影响不小，不唱戏改行就算了，没改行还唱戏就要努力到底。他记得父亲说过：「有本事，你能吃蹦虾仁（活著的虾仁），没本事，你就吃那蹦虾皮——人家吃完虾仁之后，只剩下虾皮，你只能弄点虾皮、拌个面吃。」作为一种鞭策。
「我就想成为我父亲。」当时的李宝春只想著这件事情，专注且专一。
第2个阶段：文化大革命之后，从李宝宝到李永孩
第一阶段的李宝春，只为成为父亲、成为名角而努力。但在他即将展露头角的青春年少，就遇上文化大革命时期。
李宝春曾在〈我的父亲李少春〉一文中，写下那段时期看著父亲的生命转折，特别是参加「中国京剧院批斗李少春大会」之后，彷若艺术生命与个人生命的位阶都直转急下。（注1）「那是个混沌的状态。」李宝春说，那段不能唱戏、下乡后在农村的劳改经验，「好苦啊！」喂猪、做农活等纯粹是苦差事，更苦的或许是心态与心情，乃至于对未来的无望。
看著自己敬仰的父亲，过去都是西装笔挺的模样，现在却登上梯子刷油漆、背著桶子掏粪等，李宝春既痛苦，又渺茫，在被下放前往农村行前，父亲竟还鼓励他：「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只要别人能受你就能受，还别轻易放弃自己专长。」此番叮咛对李宝春影响很大，从此静下心来。他说：「今天回想起这一段时间，让人受益匪浅。吃过苦的年轻人会不一样，我从农场再出来以后，不管遇到什么状况，我没说过一句『这我受不了』。」
李宝春的人生观因此有了转变：「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是好事。」接著说：「宁受少年苦，别受老来罪。如果你年纪老了，什么能力也没有，什么思想也没有准备好，那就等著受罪了。」
那段「年轻人不知道自己可以干嘛」的渺茫时期，他的戏曲生命确实停滞了，因为过去追求的目标在眼前崩塌。不过，也是父亲给李宝春的体悟：「你得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要是改行了，当然就是从头开始；你不改，就要想办法延续自己的长处。」父亲的那一句：「你自己想好。」似乎稳住了李宝春的心，让他决定加入样板戏（注2）剧团，人生也因此有改变。「我觉得人生这条路，机缘还是作用蛮大的，能不能走下去，那又是机缘的延续，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变化。不敢说什么艺术人生，但艺术人生离不开平常人生。」他这么说。
某次，周恩来与江青看了戏，认为李宝春的条件不错，鼓励一番。江青于是替他改了个名，叫做「李永孩」，取的意思是「永远青春、有活力。」李宝春告别了「李宝宝」这个有点可爱的名字，彷若也告别了某个时期的自己——只是，「永远的孩子」似乎仍在某个位置，召唤著他自幼就追求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