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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了沒,真的重要嗎? 側記「好哲凳系列講座PART 05:作者到底死了沒有?敘事該如何詮釋,是誰說了算?」

(周嘉慧 攝 國家兩廳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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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創作者想要表達的是什麼?我看懂了嗎?」這或許是許多觀眾在進劇場看演出,或是進美術館看展覽時,常有的疑惑。有的觀眾會期待從節目單或是簡介中找尋作者自述的創作動機;有的觀眾則選擇忠於自己所看所想,甚至堅決不參加演前導聆和演後座談。這當中有對錯嗎?每個人看作品的感受不盡相同,誰才是對的呢?如果自己所看到的詮釋跟創作者不同,有什麼不對?

國家兩廳院「好哲凳」系列講座於5月10日來到景美女中,由作家朱宥勳帶領的這堂課「作者到底死了沒有?敘事該如何詮釋,是誰說了算?」,針對上述問題,讓高中同學一起來燒腦。

對高中生而言,詮釋學或許有點陌生。不過,朱宥勳以學生最熟悉的國文課為例,課本中的「題解」與「作者」是怎麼來的?這些推論有標準答案嗎?對於作者文字風格的四字成語,是誰寫的?

朱宥勳舉跨越世代都讀過的課文——鄭愁予的詩〈錯誤〉為例,題解上寫的是「思念」,常詮釋為一首關於愛情的詩,或是閨怨詩。但鄭愁予曾表示,他在戰亂中長大,其實這是一首戰爭閨怨詩。「達達的馬蹄」並不是歸來的情人,而是逃難時馬車的馬蹄。接著朱宥勳又帶領學生從不同的角度,尋找詩中談論戰爭的蛛絲馬跡。明明讀的時候覺得〈錯誤〉不像一首關於戰爭的詩,但為何當作者說它是,我們卻又開始覺得它是了呢?

從〈錯誤〉破題,朱宥勳以此介紹詮釋學的關注的面向,以及在文本分析中幾種常見的小技巧:首先從脈絡和背景知識來理解作品,一旦缺乏背景的知識,作品中許多細節便失去意義。

再以琦君的散文《髻》為例。文中的姨太太送了元配三次飾品,而元配的回應都是「我不戴,我不用。」琦君以敘事者的角度,猜測拒絕禮物的媽媽應該是因為害羞;儘管作者在文中並沒有明文提到元配對姨太太的心結,讀者也能從「三次拒絕」的描述中,推測言外之意,亦是詮釋學的技巧之一。

接下來朱宥勳提到「詮釋學循環」。在理解文本時要先理解文中的各個部分,再由整體的角度,來理解個別部分的意義。例如「白日依山盡」當中的「白」或「日」,在字典中都有多重意義。但是整體考量詩作,就會明白「白」指的是顏色,「日」指的是太陽而非日期。如此一來,尋找文本意義的過程既像解謎,又像拼圖:試著猜測、將不同的意義套入文本,再從中尋找合理解釋;如果不合理,再換下一個。這可說是一種自問自答,也是詮釋學循環的轉換過程。藉此,讀者可以產生自己對文本的詮釋。即便是同一首作品,放在不同的脈絡下解讀,就像水倒入不同的容器,形狀隨之改變,也會有相異的詮釋。

主持人朱家安開場。 (周嘉慧 攝 國家兩廳院 提供)

「我怎麼知道我的詮釋對不對?」

問題來了,「我怎麼知道我的詮釋對不對?」假設作品被放進考題中,正確答案要以作者說的為準,還是命題老師公布的答案為準呢?那如果作者已經不在人世,又沒有為作品留下證言,我們如何知道作者真正的意涵?

讀者的詮釋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對錯誰說了算?由此延伸,朱宥勳提及詮釋學的主要兩種立場:「意圖主義」與「反意圖主義」:意圖主義認為最終解答是在作者身上。「你在看這篇文章的時候,你要確認你對不對?你要去問作者的意圖,如果作者根本沒想過這件事,就算你抓不到這些,其實意義也不大。」另外一個立場則是反意圖主義,「我不要管作者,我看到什麼就是什麼,我可以算你一票,但是我看到什麼就是什麼。」

朱宥勳說明,反意圖主義常見的說法便是「作者已死」,無論作者是否仍在世,也不要去問本人。就算讀者讀到的,跟作者想的不一樣,那又如何?即使讀者從作品中得到的感覺跟作者的想法不同,也無所謂。讀者得到的感覺確實存在,即使作者說那是錯的,這個感覺也不會被取消。

因此,反意圖主義主張應該藉由檢視文本證據,來證明自己看到的是否正確。同時,反意圖主義認為作者意圖是不可得的,不用找也不必找。朱宥勳說明「問作者」這件事的困難:即使作者本人受訪,無法直接將心中想法傳輸出來,依舊得訴諸文字。那麼,對於作者所說所講的依舊是新的文本,每遇到一個文本都要跟作者要答案,只會永無止盡。反意圖主義還主張價值最大化理論,「不體會作者,我自己閱讀也許可能得不到作者原意,也許會讀出別的東西,但這樣很好。可以讓這個作品價值更豐富。」

除了用國文課本向高中生說明詮釋學,朱宥勳還以同學們熟知的YouTuber HowHow為Xbox遊戲機做的業配影片「HowFun/這影片暗藏玄機」(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2Y3T3sWgkE)為例,帶同學看作者意圖與詮釋之間的斷裂。他順帶幽了HowHow一默:「看到黃色會想到皮卡丘,那是因為他沒走進景美女中(編按)。」

藉由HowHow的案例,朱宥勳提醒學生們:「有沒有發現,笑點都是在他詮釋出錯的地方?」這也說明意圖主義的弱點之一:「當你把作者想得很強,就會容易解釋得天花亂墜;當你把這個作者想得很弱,你就會忽略掉很多細節。」如何避免這個狀況呢?讀者若想印證自己的詮釋對不對,就需要回到文本中去找到證據,若愈多證據支持這個詮釋,詮釋力也就愈強。

如果詮釋在文本中找不到證據,便是出現「斷裂」,遇上斷裂時,可以尋求外援來輔助讓詮釋成立。朱宥勳以《詩經》中的〈蒹葭〉為例:「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但是文中的「伊人」指的不是美人,而是君王。若以文學傳統中許多作家寫到「美人」的時候,指的都是「君王」,來推論〈蒹葭〉,即是用輔助證據來讓詮釋推論成立。但外援愈多,詮釋也就愈薄弱。

(周嘉慧 攝 國家兩廳院 提供)

大家的詮釋不同,怎麼辦呢?

不過,萬一大家的詮釋不同,怎麼辦呢?詮釋當然有可能是錯的,但朱宥勳跟數學老師借個例子,提出文學詮釋其實是「區間解」:「算數學的時候,有時候算一算老師會講說,這個區間解啊,負三到正二之間都可以啊。」他舉魯迅的《孔乙己》為例,說明文本中有證據可說該文寫的是知識分子,寫的也是封建社會的腐敗,在這文本有證據的區間中,詮釋都是成立的。可是,若說《孔乙己》寫的是同志婚姻,在文本中沒有證據,在區間外,仍然是錯的。詮釋固然可以多元,但不能亂解。

但是意圖主義並不認為區間解就能夠解決問題,朱宥勳後續解釋:就是因為在詮釋上有「區間解」,所以你需要作者出來作最後裁決。作者在發現文本模糊,無法提供確切證據的關鍵時刻,出來說明「我要的其實是這個」。

朱宥勳進一步說明意圖主義的積極性在於,若我們完全不管作者,不去理會意圖,很多詮釋就無法成立。再以楊逵的《壓不扁的玫瑰》舉例,將作品所描述的內容,放回本文是楊逵在獄中所寫,讀者為獄友、需要躲過審查等脈絡來看,這些外援證據,考慮了作者意圖,豐富了文章的詮釋,也將作品的價值最大化。

在進行了燒腦的詮釋學說明之後,朱宥勳請同學們分組,聽《紳士》這首歌及MV,觀察影像當中安排的諸多小細節,例如「牽手到馬路那頭」時,為什麼是左手?從討論和問答的過程中,同學們也有機會換位思考:若自己是寫作或創作者,你會採取什麼立場?當讀者或觀眾有跟你不一樣的想法,你會喜歡讀者將價值最大化,或者認為讀者和觀眾只能用某種方式理解自己的作品?

敘事和詮釋是誰說了算?當創作者和讀者的立場對調,當台上和台下的角色互換,也許對這個問題會有不同的答案。下回,同學們無論是再讀一次國文課本中的作者和題解,或是參加演後座談時,對於「看懂了沒」的糾結,應該也會有更多體悟吧。

編按:景美女中制服顏色為黃色。

(本文轉載自國家兩廳院官網)

(周嘉慧 攝 國家兩廳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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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嘉慧 攝 國家兩廳院 提供)
(周嘉慧 攝 國家兩廳院 提供)

本篇文章開放閱覽時間為 07/01 至 12/31
《PAR表演藝術》 第340期 / 2021年07月號

《PAR表演藝術》雜誌 ▪ 340期 / 2021年0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