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機構」系列講座的第二場仍以「機構體系下的創作生產」，邀請四位劇場中生代導演——黎煥雄、周慧玲、王榮裕與郭文泰與會座談。他們都從小劇場開始自身的創作生涯，一路親身經歷台灣表演藝術環境的發展變遷，也與國家場館進行過不少合作；趁此機會，4位導演分享了他們對國家場館發展迄今的觀察，也提出他們對場館與藝術家合作過程的期待。
時間：3月20日晚間
地點：台北 國家戲劇院4樓交誼廳
策畫暨主持人：林人中
與談人：黎煥雄（人力飛行劇團藝術總監、東海大學表藝碩士學程副教授╱主任）
周慧玲（劇場編導、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特聘教授）
王榮裕（金枝演社創辦人、藝術總監）
郭文泰（河床劇團藝術總監、美國格林奈爾學院副教授）
林人中（以下簡稱林）：「思辨機構」系列論壇藉由機構如何自我思辨的返身性視角，企圖打開討論「生態機構化」的空間。從1987年台灣解嚴到90年代，沒有所謂表藝文化政策制度，而藝術家生產的行動與作品、碰觸的社會議題及美學的實驗，都構成了反思今日台灣劇場生態的基礎。請4位藝術家先談談如何看待這些變遷。
王榮裕（以下簡稱王）：以前法令沒那麼嚴格。1997年我們做《祭特洛伊》演出，那時華山是廢墟，10幾年沒人用，台北市中心的鬼城。我跟里長說好在那裡演出，演出時公賣局來說那裡是他們的，我們就寫公文申請場地，他們說公文不會過，我就小聰明想說公文大概要跑兩週，沒那麼快，我們演完就走。結果首演時警察來了，新聞鬧很大，我被警察抓去關，在派出所盧了一天才放出來。後來也算有好結果，就撥給文建會，現在是文化部，誰曉得就變很貴，機構化了。
黎煥雄（以下簡稱黎）：這兩年回頭看，我有很多的所謂重訪、重建或世代交替的作品或訪談──一直切回1987年，那時跟王墨林有過一些體制外的合作，那一群裡也有現在剛接任北美館館長的王俊傑，說起來比較像是一種「江湖」。1987是小劇場的時代，我們針對兩個議題做串聯，決定來做《拾月》，一是因為解嚴，再來就是這棟建築（國家兩廳院）開始營運。到淡金公路海邊做環境劇場，聲稱要跟兩廳院開幕打對台，但是1992年我就進來（實驗劇場）作戲了，一群當初小劇場論述者說「你們怎麼這麼快就妥協了」。但事實上，我沒辦法單純用「機構」來認定跟這棟建築的關係，不管當年憤青時，或現在累積了20幾年的空間情感，它就是一個劇場。
郭文泰（以下簡稱郭）：二哥（編按：劇場人對王榮裕的暱稱）在97年把華山變成可以用的，對河床來說很重要，有很大的空間去搭舞台、排戲、實驗，華山那時就是一個playground。雖然現在年輕人的創作預算多很多，但少了這樣的空間，現在比方說空總，好像也有這個可能性，但是不是很快會被收走？還有什麼新空間開放給年輕創作者做創作？money is money，但要在哪裡發展？是很不一樣的過程和發表。
周慧玲（以下簡稱周）：1987國家戲劇院成立，社會輿論和學界質疑為什麼需要這種哥德式歌劇院？不適合我們的國劇（當年的京劇）等等。30幾年過去，台灣京劇使用大空間已經非常自如。但國家劇院還是很殿堂式的，不可能想到去申請或找合作。這並非台灣的獨有問題。20、30年前，找不到和theatre management相關的英文書籍，曾幾何時，「國家劇院」National theatre概念在歐洲出現，culture policy逐漸開始進入國家治理的體制。這個轉變是台灣的，也是世界的（雖然國家體制在台灣和在歐洲很不一樣）。我的粗淺觀察是，台灣表演藝術場館的人事結構與配備和分工，都不是為了製作，不是製作導向，這意味著提供節目跟生產節目的人是站在不同位置。也是生態問題，例如國家扶植產業，如果以電子業為例，我們的國家政策不會扶植單一公司，例如台積電，那為什麼要把要國家扶植團隊，把錢給團體，而不是製作導向？這個策略實行30年後，是否導致被扶植團隊疲於奔命，為了滿足被扶植的條件而工作，卻不是為了創作生產作品而勞作。養團而不養製作，結果是什麼？
2015我在北京訪問中國當紅的某位女導演田，她說「你們台灣都草台班」，意思是她是進入國家體系的，看不上眼我們所謂的民間團體。我想台灣只有草台班嗎？草台班對我們來講是什麼？跟機構、官方的關係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