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是甚麼？作爲一個香港人，問這個問題可能有點多餘。但若我們把眼光放遠一點，試問：對中港台三地來說，一九九七「可以」是甚麼？問題便變得耐人尋味。
「一九九七」是甚麼，作爲一個香港人，問這個問題可能有點多餘。但若我們把眼光放遠一點，試問：對中港台三地來說，一九九七「可以」是甚麼？問題便變得耐人尋味。
我的答案是：一九九七香港永遠主權回歸，令三地相互的關係發生一次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最大的轉變。近五十年來所建立的中港台政治文化商業關係，將在今年重新釐定。
有破才有立，如果從積極的角度看，九七不是大限，而是令三地官民重新檢討相互關係的契機。
具示範性的深度交流
作爲一個香港文化工作者，我見到一九九七爲兩岸三地帶來最明顯的影響，是交流意欲的加速。自八〇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開始，兩岸三地的文化交流從未間斷，且有愈來愈多，愈來愈深化的趨勢，這趨勢將會放一九九七這幾年達到一個高峯。
背後原因可能是隨著三地的經濟接觸愈來愈多，兩岸三地的文化發展已達可溝通的水準，經過了近五十年的各自發展，趁一九九七這個機會，藉交流重新定位，找出自己與對方的關係和位置，是三地人民，至少是三地文化工作者的願望。「中國旅程一九九七」是這種交流意欲的產物，也是「深度」交流的一個好例子。
表演藝術界的交流形式通常不出兩種：演出和硏討會。然而通常劇團去外地演出時，都會把大部分心力時間都放在演出和宣傳活動上，跟本無暇和當地同行作深入交流，而硏討會則很容易因爲大家背景不同，又沒有共同觀照點，而變成自說自話，各自表述。
我認爲這次「中國旅程一九九七」爲兩岸三地表演藝術的深度交流，做了一次很成功的示範。兩岸三地的六位導演依照規定，以一桌兩椅兩演員的模式，各自創作二十至三十分鐘的作品。這簡簡單單的規定其實暗藏玄機：一、各導演提及的一定是簡單的短作品，他們因而可以騰出很多時間作交流討論。二、六個作品在形式上的統一，令大家於交流討論時有一個可作比較的參考點。三、因爲作品規模的短小，令創作者抛開「要做一件我的代表作」的念頭，而傾向於「要做一件和兩岸三地一九九七年有關的作品」。
結果是，統籌者不需向各導演提出主題異同的要求，不需言明討論主題是兩岸三地一九九七，討論內容自然會被演出引導至這論題上。以形式引導內容，以演出爲引子，以討論爲目標，這次表演藝術交流活動的成功例子。
可以不同角度解讀的六個演出中，香港佔三個，台灣兩個，大陸一個。於演出的個別藝術價値來說，其實六都只是習作式小品，但因爲都是出由高手，小品也有可觀之處。
可以不同角度解讀
若把六個作品放在一起看，即刻就構成一幅極有意思的圖畫。從形式運用、內容取向、從中華文化的角度，從兩岸三地，從一九九七，從藝術與社會關係的角度，從民間與政府關係的角度，就像一幅七巧板可變出無窮意象，中國旅程的六齣戲也可不同角度解讀。
如果以從作品中表達出的人倫關係來看，我們可以把六個作品分爲三組，李國修、楊德昌和進念在作品中處理的是個人與機制，這裏和外面、我和衆人，民間和上面，中國人和中國這些帶有權力和張力意味的關係。
林奕華和李六乙的作品，在處理個體與個體之間「異」和「同」的平輩關係。關錦鵬的作品，則在處理一個人和他自己的關係，態度內斂而深沈。如果我們說中國人的社會是以人倫組成的社會，我們從「中國旅程」的六個作品中，可以看到此今日兩岸三地的藝術家怎樣處理中國人的倫理關係。
台灣：感情濃烈，又很無力
台灣的兩個作品不約而同，都帶有很明顯的政治色彩，李國修的作品以性愛關係比喩台灣的政治環境；極盡挖苦，但又「悲情」得很。楊德昌的作品貫徹他電影作品中的冷靜，但整個戲作爲一個政治隱喩（台詞：如果我們整個政府就是一個幫會），這訊息實在淺白明顯。
而我從香港人的角度看這兩個作品，實在是非常的「台灣」──情感濃烈，對社會又愛又恨又關心。但始終是從一個局外人的旅行政治，從傳統的「庶民」角度看當權者，作品中流露着一種從下向上「仰望」的距離感、無力感，如李國修作品中說的：「我認爲說戲劇能夠改變社會，只是痴人說夢。」，他也在一次座讀會中表達過如此的看法：「戲劇不能影響政治，因爲政治解決者根本不會進入劇場看戲。」
同一個座談會上，林奕華問楊德昌：你的很多作品中的台灣都很灰暗，但爲甚麼你不索性離開？楊德昌的答覆是：「就好像是一個童年朋友他變壞了，你會批評他，和他說，並不會就此離開他。」感情，始終很重要。
香港：冷靜而不冷漠
同樣處理一個人與機制的關係，榮念曾的作品卻很「香港」；完全沒有感情因素，理性、冷靜而不冷漠。他在作品中提出很多問題，關於人與人，人與椅子，椅子和位置的關係，他也在作品中直接提及香港人最新的權力象徵：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
但他在作品中讓觀衆看到，掌權者坐的是一張椅子，我們坐的也是一張椅子，人可以互換，椅子可以互換，位置和權力關係者可以互換，權力不是絕對的有或者沒有，上或者下，每人都同時是上面和下面，有權和無權。同台灣的兩個作品相比，榮念曾沒有了那種悲情的權力絕對論，卻換來了一個具可塑性的權力相對論。
林奕華的作品，其實可看成榮念曾作品的延伸。兩個年輕人並排而坐，傾談各自在外國念書的經歷，夾雜大量英語、國語、廣東話和香港俚語，看似荒謬，但妙在兩人都演得很投契。在一次座談會中，有位觀衆說看得心裏很不舒服，她問林奕華是不是認爲自己不是中國人，林奕華答說他有時覺得在文化上他是個雜種，而他認爲這也沒什麼不妥。
如說林奕華的作品處理的是平輩之間的關係，其實不單說台上兩人是平輩，而是說林是用一種平輩，平等的關係看待中國人／香港人／外國人／世界人這些身份問題，所以中國人說英語沒有甚麼好悲哀的，香港人享受外地生活也不是數典忘祖，認爲他這齣戲是悲劇，我卻認爲這是他一齣積極歡樂的喜劇。
大陸：找出大家都舒服的關係
李六乙過往的作品大家都沒見過，但作爲唯一的大陸代品，他的作品無疑承受了很多額外的期望，我認爲其實不必要求這短短的作品可以反映很多大陸的東西，作品就是作品。
我把這作品看成兩個年輕人在嘗試尋找一種適合的關係，這關係包括與社會及與對方的關係，劇中兩人成天抹桌子拂椅子，然後不斷搬桌椅，脫衣服換形象，都是對位置、關係的調整，目的不是建立或者化解一種權力關係，而只是找一個大家都舒服，都覺得滿意的位置而已。
我把這作品和林奕華那個放在一起，就是因爲作者在作品中最關心的是兩位角色之間的關係，社會、傳統和機制不是不在，但已是身外之物，只以平常態度觀之。
關錦鵬的作品說的是自己，是他吿訴觀衆，他已經找到一種舒服的，面對自己的態度，並想與觀衆分享。就算最挑剔的評論家也不能在這作品中找到政治和社會的隱諭。
關錦鵬只想自己關心的題材，這種「出格」可能不是大會統籌者的本意，但恰巧卻補充了「兩岸三地一九九七」這大題目下的盲點──「個人」。在表面政治話語充斥的一九九七年，哪裏還有空間讓一個人提出對他對自己性傾向的看法，從他與媽媽，與身邊的人的關係，對自己事業的檢討？情眞意切，這「出格」之作，竟成爲六個演出最爲人稱賞的作品，也爲這個講民族、講文化、講政治講九七的戲劇匯演多加一個面向（dimension），人的面向。
從大到小，從外到內，從國家到個人，這次「中國旅程一九九七」旣能讓參與著自己的東西，講自己的話，也讓各色人等關心別人的東西做，就此一點已經十分難得。就像楊德昌在一次座談會中講到中國人能否實行眞正的民主時，他說：這一次（中國旅程）就很民主。
文字｜茹國烈 香港藝術中心節目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