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的雲門舞作《屋漏痕》，水墨暈染流動的投影中，白衣舞者翩然起舞，襯托的空靈之音，令觀者印象深刻——這些動人的音樂，正出自旅居德國的日本作曲家細川俊夫之手。今年十一月，台灣樂迷藉著柏林愛樂的訪台音樂會，與細川俊夫再度相遇，聆賞到他的新作法國號協奏曲《開花の時》。作為一個浸潤在西方古典音樂環境中，卻根植日本傳統音樂創作的作曲家，細川俊夫說：「對自己傳統的愛，及對外來文化的尊重，是自我藝術創造力的開始！」
人物小檔案
- 1955年生於日本廣島。
- 1976年赴德國柏林從韓裔德籍作曲家尹伊桑（Isang Yun，1917-1995）學習作曲。1982年獲柏林愛樂成立一百週年作曲比賽第一名。
- 1990年起定期在德國達姆施塔特夏季國際新音樂節（Darmstadt International Summer Courses for New Music）擔任講師。2001獲選為柏林藝術學院（Akademie der Künste）成員。
- 2004起擔任東京音樂大學（Tokyo College of Musik）客座教授。
- 作品包括管絃樂創作、器樂協奏曲、室內樂、影片配樂，以及專門為日本傳統樂器所創作的樂曲等。雲門舞集以多首作品搭配2010年舞作《屋漏痕》。近作有歌劇《松風》與柏林愛樂近期訪台演出的法國號協奏曲《開花の時》等。
細川俊夫（Toshio Hosokawa），這位被柏林愛樂音樂總監賽門．拉圖爵士譽為當今最有影響力的日本作曲家，僅僅在二○一一年，就在歐亞大陸的兩端馬不停蹄地發表他的作品。二月，柏林愛樂的委託創作：法國號協奏曲《開花の時》Moment of Blossoming在柏林首演；五月，比利時的布魯塞爾鑄幣場皇家劇院（Le Théâtre Royal de la Monnaie）首演了委託創作的歌劇《松風》Matsukaze；八月，愛丁堡音樂節首演了委託創作的管絃樂作品《開花II》Blossoming II。十一月的柏林愛樂亞洲巡演，細川俊夫的《開花の時》是音樂會中唯一被演奏的亞洲音樂作品。
作品得獎無數的細川俊夫從小接受西方古典音樂教育，在歐洲留學的過程中開始重新審視自己文化的聲音。在這種背景之下，他的音樂風格融合東方與西方的音樂元素，並且成功地找到屬於自己的音樂語法。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對一般的聽眾而言，不論是東方或西方，都有很高的「可聽性」，而在這個「可聽性」之中，你又不能否認他那充滿現代感的前衛聲響。細川俊夫近年來在國際樂壇上的表現，可以說是將日本對西方古典音樂的貢獻，往前又推進了一步。
透過電子郵件，筆者專訪了這位在歐陸炙手可熱的作曲家，一談他的新作《開花の時》與他對西方古典與東亞傳統音樂的看法。
Q：在史蒂芬．達爾（Stefan Dohr，柏林愛樂法國號首席）訪問您的影片中，您談到您對自己那首法國號協奏曲《開花の時》的想法。在您對蓮花的想像裡，有一種出淤泥而不染的畫面，有一種亞洲文化的人生哲學，可以請您就這個意象上面多談一點嗎？
A：我想我們對蓮花的想像有許多的類似之處。我對蓮花的想法來自於佛教，在佛教裡，蓮花一直有重要的意義。蓮花在水裡，在一陣泥濘的混沌之中，如同人類，沒有經過這個混沌的狀態，無法向天際綻放自己。我們人類也有陰暗的一面，有強烈的渴望和慾求。然而，這陰暗的一面對於人性的發展也十分重要。
Q：您自己說到，在音樂中您要表現的是開花的過程。可是您是怎麼想到要用法國號的聲響來詮釋蓮花的意象，法國號的那一種特性驅使您有這樣的想法？
A：在我的法國號協奏曲中，法國號象徵著蓮花，也象徵著一個人。而管絃樂團象徵著周遭的自然世界和萬物寰宇。法國號具有很多不同的聲響性。一種是宗教的、神聖的聲響，如同歐洲浪漫主義音樂中所聽到的；另外一面是世俗性的，如同大家想像中的郵車號角聲響。法國號的這兩種聲響我都很喜歡。所以我認為，法國號可以同時表達人性中神聖的一面，和人間的一面。
Q：您先前曾經寫了好幾部曲子，都以花來命名，花在您的創作過程中似乎一直扮演著某種特別的角色？
A：我的祖父是一個花道老師。與花一起生活是我們家族的傳統，我喜愛花。不知道為什麼，當我看見花的時候，我就會聽見一種來自心裡的聲音。
Q：賽門．拉圖爵士在我對他的專訪中提到，如同許多的日本音樂，在這部協奏曲中，瀰漫著一種香水的味道。如果這個說法有道理的話，您會怎麼解讀呢？
A：我的音樂並不是歐洲音樂的那種「聲音的建築」。我的音樂是如同一株植物，以花朵的方式發展與成長。所以，可以說這些聲響是漂浮在空氣中的。
Q：雲門舞集的林懷民老師在二○一○年的時候，以您的音樂編了舞作《屋漏痕》，這部作品在台灣和國際上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功。這個合作是怎麼開始的呢？
A：我的經紀人卡斯登．威特（Karsten Witt）同時也經紀雲門舞集的表演。透過威特，我們雙方開始知道彼此。而後我在德國威斯巴登（Wiesbaden）的一場舞蹈表演的場合意外地認識了林懷民先生。他聽過很多我的音樂，然後從這些音樂中選出適合他舞蹈的。我在Youtube中看過這部《屋漏痕》的舞蹈，真的是太精采了！他藉由我的音樂來處理舞蹈的方式相當了不起！
Q：在《屋漏痕》形成的過程中，您和林懷民老師有交換過意見嗎？
A：沒有，他完全是靠自己想出來，然後自己去完成的。
Q：您怎麼看待您的音樂在林懷民老師舞蹈中的功能呢？
A：林懷民先生與我有許多的共同點，例如書法，東亞式的想法、哲學和美學。我非常能夠理解他的作品而且我必須高度地推崇他。很重要的是，我們亞洲的藝術家能夠一起合作，並且創造出一種新的亞洲藝術。在歐洲和美國的人們也很需要亞洲的思考方式和藝術。
Q：在達爾對您的訪談中，您談到您過去作曲生涯中的一個階段。在那個階段中，您曾覺得在歐洲的古典音樂面前，您自己好像是一個外來的陌生人。我相信，幾乎所有來自亞洲的古典音樂作曲家，都在這種文化性的身分認同上，有過掙扎。您當然應該早就度過這個階段，而且就我的觀察，您現在能夠把西方和東方的元素成功地結合在一起，並且創造出屬於您個人的風格。關於您提到的那種陌生感，曾經有什麼事情讓您感覺到挫折或震驚嗎？如果有的話，您是怎麼克服的呢？作為一位已經在國際上立足、開花綻放的作曲家，您會怎麼看待您目前的創作階段呢？
A：我們亞洲人所認識的歐洲藝術還是非常少，歐洲的藝術非常強烈並且深刻。我們絕對要積極和深度地學習。可是我們必須也要好好地深入認識我們自己的傳統，我們自己認識自己得太少了。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我們都太過於歐洲化，或是美國化了！一朵沒有根的花是不能綻放的。
對我來說，歐洲音樂一直都非常強而有力地吸引人。我特別喜歡德國音樂，例如舒曼、舒伯特、馬勒、荀貝格、貝爾格、魏本和拉亨曼（Helmut Lachenmann）；法國音樂我喜歡德布西、拉威爾、布列茲和葛利謝（Gérard Grisey），他們都是我的老師。
可是我也愛所有的東亞音樂。一開始的時候，我也覺得很難喜愛上這些音樂，但是，我後來不斷地去傾聽這些傳統音樂，並且多去認識傳統音樂中好的音樂家，然後我才開始喜歡上了傳統音樂。
我們今日的亞洲人需要兩者：深度地認識和尊重歐洲的古典音樂，但是，也要深度地認識和愛我們自己的傳統音樂。我們對於這兩種音樂，都要不間斷地學習。我們應該要思考，我們音樂的根在哪裡？對自己傳統的愛及對外來文化的尊重，是自我藝術創造力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