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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門舞集在池上稻田間演出《稻禾意象/雲門選粹》,當天天候不佳,仍有近兩千名觀眾來到池上一睹雲門演出。(劉振祥 攝 雲門舞集 提供)
特別企畫(二) Feature 2013表演藝術回顧 現象觀察4:貼近土地、深入城市的劇場

創作腳踏泥土 尋索「心的距離」

「回歸土地人文」是今年表演藝術創作者一個顯見的脈絡:或踏足城市中衰敝角落,探索社區故事;或回返原鄉,以舞呈現謝天祭典;或整團帶到田中央,從勞動中學習;或在部落蹲點,最後與族人以當地傳說發展出創作;而城市藝術節如台南、淡水,則以在地空間人文與劇場結合,展現獨到特色……這些走出劇院的表演,於創作者而言是主動尋找安守位置與「心」的距離,而「在地化」的演出發展固然可喜,但如何在「觀光化」可能帶來的商業化中,不失文化底蘊,則是必須慎思之處。

「回歸土地人文」是今年表演藝術創作者一個顯見的脈絡:或踏足城市中衰敝角落,探索社區故事;或回返原鄉,以舞呈現謝天祭典;或整團帶到田中央,從勞動中學習;或在部落蹲點,最後與族人以當地傳說發展出創作;而城市藝術節如台南、淡水,則以在地空間人文與劇場結合,展現獨到特色……這些走出劇院的表演,於創作者而言是主動尋找安守位置與「心」的距離,而「在地化」的演出發展固然可喜,但如何在「觀光化」可能帶來的商業化中,不失文化底蘊,則是必須慎思之處。

「當政府把房子拆掉的時候,他們最珍惜的不是那些錢,而是在殘磚破瓦裡,他們努力想要把他們曾經用過的一個鍋子、一張年輕時候的沙龍照、一個結婚證書、一個小孩曾經穿過的衣服、再怎麼樣他都要把它撿回來的那一刻。我開始去想,我們的城市不斷往上發展的同時,當資本主義愈來愈踩在這些,被拆遷的人的家園的身體的上面走過去,蓋出一棟又一動的大樓的時候,我們的城市遺失的是什麼,身為一個舞蹈工作者,我又可以做些什麼?」

舞動對土地與社會的關懷

蕭紫菡緩緩地在影片裡說著發起「土地計畫」的緣由,從台東反美麗灣、士林王家、苗栗大埔、台北華光社區等事件,她反思土地與城市,然後從這計畫開始,把舞者一同帶進議題現場,透過讀書會、田野訪查的過程,最後,與舞者潛入已拆除的華光社區,直接用舞蹈與空間對話。

同樣在十一月,是雲門舞集在池上稻田間演出的《稻禾意象/雲門選粹》。那時天候不佳,仍有近兩千名觀眾來到池上,一睹雲門的演出。排練之初,林懷民即已帶著舞者到池上割稻,從農事中體會勞動與大地林懷民說,「我是鄉下人,我是嘉義新港鄉的人。常常說我們演給民眾看,事實上我們自己就是民眾。稻耕是台灣文化最重要的一環,我想,當然就我而言,也是一個都市人的鄉愁。」

時間走回六月,長居台北的編舞家谷慕特.法拉,返鄉獨舞《夢土2—春之祭》。這片農田是他的母親平日辛勤耕種之地。一連三晚的演出,來自各方的人們坐在田埂,忍受花蓮名產小黑蚊的襲擊,享受這一場謝天謝地謝人的田園祭典,隨著舞動攪起的塵土,燬去過往種種期待新生的火苗,就在一個小時的獨舞當中,震撼落幕。

回顧二○一三年的劇場創作,土地、城市與劇場,是動人的一頁,也是混合了失望與希望的一頁,創作者讓人離開劇場,走入現場,藝術與現實的關係於焉重整。社會的底景雖是紛擾不斷、停滯不前,藝術家依然試圖向前,拒絕失望,也拒絕遺忘。

與在地文化結合的藝術節

前述是從創作者出發,結合劇場與土地的作品範例,除此之外,從藝術節的角度也有可討論的範例。

僅是第二年辦理的台南藝術節,在今年「城市舞台」的單元,把廿五處重要古蹟與文化空間,以及三處民間新興藝術展演場所,變成展演空間。於是我們見到安平樹屋上演著佐藤春夫於日治時期描寫台南的短篇小說《女誡扇(綺譚)》,那個劇團在愛國婦人館前廣場雕塑作家葉笛其人其詩的《夢之葉 2013》等等,台南藝術節善用自身的文化優勢,在各縣市的文化節慶之中非常顯眼。

另一個例子是淡水區公所主辦,自二○○九年起固定於滬尾砲台上演的《西仔反傳說》。每一年,這一場發生於清法戰爭時的滬尾之役,在古戰場原地點,都因為在地居民與藝術家的共同參與得以再現,與其說它是一齣戲劇,不如說更像是某部分淡水文史的動態保存。十一歲到七十八歲的上百位淡水居民,混雜在對峙的雙方軍隊與百姓之中,參與者與觀賞者都是這組集體記憶的一部分。《西仔反傳說》走到今年,已經擴大為「新北市國際環境藝術節」的規模,在它「變大」的時候,我們也應當注意是否「變質」,畢竟每一個文化節慶都必須是藝術家、民眾與官方三方透過平行對話,順暢地拼組起來的,這也是每年舉辦著眾多文化節慶的台灣,屢屢失守/失手之處。

親近土地尋找「心的距離」

回到以創作者為單位的角度,關於這個主題,我們還可以放進姚尚德「默劇出走II—台灣小角落」計畫 ,他八月份在花蓮的項鍊海灣與當地的部落族人共同完成一場取自當地「月洞傳說」的演出,這是他蹲點港口、靜浦部落一個月的最終呈現,動人的不會只是這場約莫半小時的演出,而必須包括著他和部落的人們,在這段時間經歷的種種互動。

發生於二○一三年的這些作品,離開中央,走出劇院,從中心向邊緣移動,即便是「土地計畫」演出所在地華光社區,實際上也是「台北六本木」都市發展大計下的可棄之地。這些作品與其說是重返自然,不如說是擺盪於城市與自然之間,除卻經由地理的區分,或許更是在尋找「心的距離」。當「移動」、「離散」成為這個世代的常態,「我」如何找到安守的位置,不再是容易之事。

至於文化節慶,型塑「在地性」似乎已是基本要求,進一步地,政府還有意轉換為文化觀光的一環。只是,觀光通常帶來「商業」思維的介入,是否還能保持文化的底蘊,需要繼續留意。另外,「文化觀光」與「文化成為主流」是兩回事。文化在台灣仍然處於弱勢,就像樂生療養院與華光社區給我們的明示——當國家需要這片土地,你就得無條件繳械投降。

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困厄。那麼,除卻通過創作重整「我」對城市與自然的理解以外,能否開展出從「文化生產」開始就具有異質性的作品模式,應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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