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我只會排戲，不會教。」因為劇場友人周家帆的告別式，林文尹與昔日臨界點劇象錄的夥伴，溫吉興、張吉米等重新搭上線，相約再見面。有一天溫吉興找他到「小劇場學校」看看上課情形，問他，你要不要來帶？

溫吉興也是那個把他帶進臨界點的人。當時他讀珠海高商，溫吉興擔任話劇社指導老師，排練公演時溫吉興不斷教戲，林文尹覺得他好厲害。但從小熱愛畫漫畫的文尹，那時做的還不是劇場的夢，他只是想，說不定進劇場對他想要從事廣告設計有幫助，可學會分鏡什麼的，後來證明這是美麗的錯覺，但劇場也就此成了他做得比較快樂的地方。

曾經浮沉疏離  仍然返回劇場

快樂，是用感到不快樂換來的。二○○三年文尹做完《白水》華山版本，他報考東華大學研究所，同時處理臨界點隔年製作《勇氣媽媽和他的孩子們》，在學校審核與官方文化機構的補助流程中浮沉。在那之前接連好幾年，田啟元過世後的臨界點與他們的劇場「白水藝文空間」，從「想把哀傷氣氛弄掉」的溫吉興開始，加上雷若豪、秦嘉嫄、林宏泰和他共五個人，一個月做一齣戲，用演出、研習，填滿原本沉寂的、無人進出的劇場，幾年下來湧入了幾十位創作者，「志同道合」這個劇展名字，弔詭地反映了那時變得異常熱鬧的臨界點。

「的確，那時好多人在做戲。我們這些創作者，就是劇展、做戲、劇展、做戲，可是回想起來，就是不斷練習創作，沒有什麼東西出來。我最後一個戲就是在華山的《白水》，對我來說那是一個非常棒的組合，可是我感到怎麼做還是只能到這樣子，陷在某種格局裡又無法掙脫，再做也做不出什麼名堂，在劇場我沒有前進，整個人空掉。」

考上之後就去東華，沒過就做完《勇氣媽媽》，或賣肉粽，是當時林文尹的三個選項。結果他上了第一志願，一去就是八年。八年期間，他一度休學回台北工作賺錢，幹過保全、電視台棚內攝影記者，做得不順也都待得不久。他說：「有一個下雨天，我在101穿著黑衣外套站哨，看著高級車來來去去，站著大哭。」直到有位在綠黨工作的學妹找他去導一支形象廣告，工作結束之後，他發現在那個場合感覺自在。接著，研究所生活告一段落後，林文尹與大學同學林聖加常聚在一起，他們都自我疑惑，到底我們還要不要做劇場？講著講著兩人竟商議要去台中賣雞排，突然有一天兩個人又說，我們再組團做戲吧。未立案的「人舞界劇團」就這麼誕生。他們雖然知道就算在藝穗節演出還是會賠，不過就是要做。那一次創團作《惡露》的支出，便由林聖加掏錢支撐。

從教學到作戲  滿足探索表演的慾望

「有時心情很不好很不想去上班，可是跟他們上完課會覺得這世界多美好。」四年前開始，林文尹在宜蘭的國中教表演藝術，對他來說，這不是一件消耗能量的事，有時會很驚訝國中生所做出來的東西。他的觀念是讓學生有人文的學習，透過分組排練學習人跟人的相處，讓一年級學專注，二年級學舞台，也讓他們寫劇本，這一寫才發現現在都是影視思考，三秒鐘就換下一場，他花上許多時間解釋這些事。「我想培養的，是一個好觀眾。」林文尹說。

人跟人的相處，也是林文尹認為做劇場重要的事。他自陳或因以前臨界點的工作方式，大家都是在實作中討論、修正，導演給什麼指令就想辦法做到，或者在那個時代（其實不過十年之差），演員總把「做」先於「問」，會去消化導演給出的不確定。相較而言，現在的演員需要導演提供更多資訊，在腦袋裡更確定一點什麼再去試，這樣的轉變促使不喜歡解釋太多的他慢慢調整工作方式，讓演員更清楚捕捉到他想達成的。他的新作《惹內的女僕和她們的排練場》，起於兩年前溫吉興在小劇場學校開設《女僕》班，每週日用這本子與學員練習，他是後來去代課，再進一步延伸為這一次的展演。林文尹切割文本然後重組，企圖從惹內講了很多的「扮演」再往前推進。聽來，骨子裡還是充滿對於探索「表演」本身的慾望。

從《惡露》展示身軀與意識狠狠糾纏，改編自《鐘樓怪人》的《昆西莫多》在神聖與現世之間索引人性的殘破，再到這一次《惹內的女僕和她們的排練場》，我彷彿讀到一種「身體的惡」正被林文尹用他溫厚的雙手，一道一道地端上舞台。此惡非邪惡，而更像是身體與生命的無形惡所，精神意志遭受驅逐之處。然後，林文尹說起一件往事：

「我媽我在很小的時候就不知道跑哪裡去，後來再見面她已經改嫁。我父親原本是會計師，因為胃疾，三、四十歲之間一直在病痛中過活。我國二時休學去餐廳工作，我爸發病住進醫院，我陪他住了一個月。以前我爸教育蠻嚴格，住院時卻看到他神志恍惚，大便失禁，性器官露出來在你面前。人的尊嚴到底是什麼？可能我就一直在做這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