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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舞家波赫士.夏瑪茲(張震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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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城市? 誰的舞蹈博物館?

從一場編舞家與策展人的對談說起

舞蹈的遺產是什麼?表演怎麼收藏?舞蹈怎麼展示?三月下旬,法國雷恩國立編舞中心藝術總監、編舞家波赫士.夏瑪茲首度訪台,帶著在其「舞蹈博物館」創作概念下產生的《吃》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演出,並與二○一六台北雙年展策展人柯琳.狄瑟涵進行對談。透過對談,兩人討論舞蹈於博物館等公共空間體制的意義,身體如何刺激觀者思考空間的公共性,「舞蹈博物館」如何「收藏」舞蹈……

舞蹈的遺產是什麼?表演怎麼收藏?舞蹈怎麼展示?三月下旬,法國雷恩國立編舞中心藝術總監、編舞家波赫士.夏瑪茲首度訪台,帶著在其「舞蹈博物館」創作概念下產生的《吃》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演出,並與二○一六台北雙年展策展人柯琳.狄瑟涵進行對談。透過對談,兩人討論舞蹈於博物館等公共空間體制的意義,身體如何刺激觀者思考空間的公共性,「舞蹈博物館」如何「收藏」舞蹈……

彩排記者會結束後,攝影師捎來照片,一張張或趴倒在地咀嚼紙張、或以扭曲姿態啃噬著自己的腳的舞者肖像,在日光燈照下,無任何戲劇性的陰影與重點強調、近乎雕塑般袒露的照片讓我有些心慌,我被迫像看一尊雕塑般凝視一具具無遮掩無焦點的人體。這場演出的「文件」奇異地提醒了我:這場景確實是在台北市立美術館,以收藏、展示、教學為目的的場館。

但舞蹈的遺產是什麼?表演怎麼收藏?舞蹈怎麼展示?舞蹈博物館的「館長」波赫士.夏瑪茲(Boris Charmatz)以首度來台的《吃》Manger說明:身體即聖殿,先人的遺產就銘刻在舞者的身體裡。

「舞蹈博物館」是這位在二○○九年接任法國雷恩國立編舞中心的編舞家,以創作者的腦袋行場館定位經營,果斷地在他的〈告國家編舞中心〉一文中掛上的自家招牌:「我只是單純想去掉『中心』這個詞、再去掉『編舞』,還有『國家』!」

動搖公共空間體制的舞蹈

城市作為人類文明生活的巨大載體,文化機構等「藝術中心」是生產象徵的系統,意味著高低上下之別,而握有經濟與政治力量的人擁有最多的機會在這個象徵系統中取得發言權,中心式的開枝散葉使一座城市保有更多的競爭優勢,也使公共空間無可避免地私人化。

夏瑪茲有意識地「去中心」,除了去除身體的中心,也讓舞團以游牧的狀態走出編舞中心進入美術館、廣場等公共空間。但當表演走出黑盒子,進入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間,討論重點不外乎觀眾視角、觀看可能性的解放與地方參與,此類型的創作強調可以讓觀者用「另一種眼光」觀看所熟悉之處,讓死寂的空氣掀起波瀾,彷彿觀者已失去了感覺生活的能力,得靠藝術的拭鏡布來擦亮蒙塵的眼睛。但在城市的日常生活早已充斥過多戲劇性情節的當下,觀眾需要的還只是視點的移轉,或者是可能性的解放嗎?

二○一六台北雙年展策展人柯琳.狄瑟涵(Corinne Diserens)在上月廿二日與夏瑪茲的公開對談中,指出夏瑪茲的創作是「動搖體制。與體制的建構解構有關,也跟公眾有關。」舞蹈成為社會運動的媒介,以公共藝術重新定義「公民」,她說:「夏瑪茲從外界的角度去質疑公共空間當前的問題,與公共體制應具備的責任。」

讓人重新思考空間的公共性

讓我們將場景拉得更遠一點。

廿二日對談同日上午,比利時布魯塞爾傳來恐怖攻擊,機場、地鐵站等公共空間連環爆炸案,傷亡慘重,憂傷與恐懼壟罩這座城市。夏瑪茲心繫遠方,不只一次提及布魯塞爾與歐洲其他城市近年來恐攻後公共空間的轉變:「當前社會已改變,社會場域分崩離析,難民的排拒、種族主義、都市主義等都讓歐洲的公共空間已不具當初的抗議功能與公眾的討論,拿槍的士兵比不拿槍的舞者多,我們需要創造一個多元的空間提供人互相討論。」

混跡在公共空間的陌生人與對恐怖暴力的恐懼,早已破壞了開放的原則,讓荷槍實彈的警察與監視器,圈起的柵欄與拒馬日益增加。城市公共空間對「多樣化」的清理,強迫症的控制慾,在當今社會的公共空間中,標語式的文化多元主義已被證明朝公眾開放的廣場與強調每個個體的獨特性不過是一場幻覺。公共空間中隱而不顯的各種議題,削弱了公共性,夏瑪茲在廣場上跳舞,不僅是將公共空間作為360度的環形舞台使用,他清楚地說明表演與空間的關係:「透過舞者/表演者界線的模糊,凝視自我多重身分的存在,讓人重新思考空間的公共性,在政治上如何被建構在一起。」

或許,可能性的產生不在於讓藝術融入生活,讓觀眾參與表演,畢竟我們的生活早已充斥太多戲劇性的時刻,或是創造另類觀賞體驗讓演出形式無死角。可能性的產生,在於意識到生存無處不是死角。

歷史銘刻在舞者的身體之內

但回過頭來說,公共空間隱藏的複雜權力關係,難道非得要用舞蹈或表演來告訴觀者嗎?新聞記者、社會學者難道說的還不夠多?我們用身體直接感知的暴力難道還不足夠?夏瑪茲提起二○一五年的「狂熱舞蹈節」(Fous de Danse)讓觀眾成為嘉年華本身,「治療公眾躁鬱症的最好方法是,藉由身體打開公眾認同,凝聚公民意識。」他說。

但具體而言,「舞蹈博物館」計畫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我們需要「舞蹈博物館」?這能提供博物館發展一些啟示嗎?

狄瑟涵以藝術史指出博物館的困境,以及「舞蹈博物館」從陳窠舊習中打開的空隙:「十八世紀的藝術家與贊助有關,而博物館早期用『分類』的方式決定要保存哪些藝術品。舞蹈博物館是公共的,是保存好奇心的博物館,將充滿對現代發展有助益卻無法分類的收藏。波赫士質疑了博物館的動機:博物館是儲存還是傳承的地方?波赫士的I am a school,是學校也是博物館,用各種層次來看,他重新評估了體制的架構,我認為這就是他的核心。」

「我不是要批評,而是去思考為什麼舞蹈只是這些學科、這些空間的附庸,為什麼我們沒有舞蹈博物館?因為我們沒有具體可收藏之物?若我們自己想成為一個機構,我們應該是什麼樣?首要是跟博物館合作,但我們如何將自己納入其中?如何將自己改編至那樣的狀態?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空間,是黑盒子,還是白盒子?若沒有博物館,是不是舞者的身體就是一個博物館空間?」他從外自問,最終從自己獲得答案。

夏瑪茲當然不是第一個將舞蹈帶進博物館/美術館的編舞家,但卻是跳脫物理空間,而以體制為思辨方向的編舞家,他以無法歸類的身體,滲透博物館分類、典藏的概念,書寫、閱讀、分享、傳輸跟舞蹈有關之物,但媒介是舞者,而非錄像、服裝、舞台等物質的展示,「透過即興創作其實我們就是在觸碰歷史,歷史銘刻在舞者的身體之內。舞蹈如何看待記憶、歷史、遺產——這或許可以改變典藏的概念,並改變藝術實踐的做法。博物館的收藏或許也能包含舞者,舞者在博物館中,工作中的身體與其他身體產生共鳴。」

終於,博物館也要打破分門別類戀物癖的執著,走入不斷流動的當下,「舞者的身體就是考古的素材,人類學家應該要挖掘研究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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