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一上樓，走廊上就已傳來作曲家爽朗的聲音；碰了面之後，那響亮的嗓門配上笑得彎彎的眼睛，勾勒起多年前的記憶。記得當年在學校裡，每當合奏課一到，就可以看見盧亮輝站在指揮台上「跳舞」，為了帶動學生們賣力演奏，他總是使出渾身解數激動揮舞、又唱又叫。每在樂曲進行到高峰處，他就會不自覺地提腳用力一跺，這時，連樓下教室都會搖晃。聽到聲音，師生們常相視而笑，像是心神領會地說：「喔！盧老師的課又到了！」提起這件事，盧亮輝開懷地笑了，用他獨特的鄉音揶揄自己說：「我記得有個學生這樣形容：『盧老師啊，每年都會有個更年期，時間一到都會發作！』」

雖然不是指揮，但他投入音樂的熱情，卻是全心全意的。他想起有次指揮家羅徹特（Michel Rochat）要來台指揮，卻臨時病了，樂團只好找他代打指揮自己的樂曲。為此他準備了安可曲，把他幾首知名的曲子串起來演出，沒想到演後造成轟動，觀眾鼓掌喝采讓他連連從後台出來謝幕，幾乎下不了台。演後他收到台大國樂團團長寫來的一封信，謝謝他帶來的感動，因為這些樂曲是陪伴著他從國小、國中、高中一直到大學成長的印記。

那盧亮輝自己的成長呢？身為印尼華僑，他歷經了印尼、中國、香港到台灣四個地區，不但吸取了各地的養分，也因地制宜地創作了各式各樣的音樂。埋首沉浸在豆芽菜與小節線堆裡，直到今年臺北市立國樂團要以他為名辦音樂會，他才驚覺自己早已在這片土地落地生根。回首算算，一待，已是卅年了！

一首畢業歌  踏上音樂院

盧亮輝小時候的印尼就像台灣，美國來的電影很受歡迎，沒有機會學琴的他喜歡看電影，看到悲傷的劇情配上音樂，總是讓他淚流滿面。心裡暗暗佩服這些作曲家，嚮往電影音樂的念頭也悄悄萌芽。十二歲的時候，到同學家，聽見鋼琴的聲音就愛上了，一邊請同學教他，一邊也要求媽媽讓他學鋼琴。正巧堂妹家買了一台琴，也請了老師教，他就這樣跟著學，一路到高中。快畢業時，大家討論著每個人要表現什麼，他想了想便自告奮勇說：「我要寫一首畢業歌！」於是轉頭邀另一位同學寫詞，由他來譜曲。

到底哪兒來的勇氣？盧亮輝笑著說：「在學校我的文學、化學、理工都只有勉強過關，但是我的音樂卻是全班最好的，歌也唱得不錯，很受同學們讚賞。」那，事隔這麼多年，還記得畢業歌怎麼唱嗎？不料他立即精神抖擻地哼：「同學們、同學們，再見、再見、再見了！」但是，怎麼聽起來像支進行曲？原來當時印尼華人多受左派影響，歌詠的歌曲多半是帶有群眾思想的《黃河》、《五星紅旗》等「愛國歌曲」。唱多了，不但風格相近，連未來也往中國大陸去了。

但到中國做什麼？靈光一閃，不如去報考音樂學院。只是拿到簡章後，卻拿不定主意要選哪個學校？先嘗試中央音樂學院的聲樂好了，想不到同為華僑的朋友聽他唱完就說：「盧先生，你聲音的本質還不錯，但是你的口齒不清。就算你考上了，老師也肯定要矯正你的咬字，起碼要花兩年。」他心想，兩年，花這個時間太浪費了！於是改考天津音樂學院作曲系。進了考場，教授要他唱歌，他唱了；讓他彈琴，他也彈了。最後問：「他你有什麼作品？」他心想「糟糕」，也只好硬著頭皮交上了那一首畢業歌。看著別人交的都是合唱曲那種大作品，他心想一定考不上了……

殊不知結果竟然榜上有名。他納悶地進了音樂院，才從教授口中得知他群眾歌曲的寫法受到青睞，相較於那些已經定型的考生，盧亮輝就像一張白紙，能夠改造。只不過，再寫的歌曲第一句又是軍歌式的「社會主義好！」這次作曲老師終於皺起眉頭，規定他每次上課都要背一首民謠。經過這段時間的磨練，再加上文革時期，有段時間學音樂的都要被下放農村采風，與農民同吃同住，讓他對各地民謠瞭若指掌，不管什麼樣的民謠、戲曲，信手拈來就是一段。縱使是學西樂出身，但他抱持著「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信念，不斷創作出屬於自己的作品。他說：「在大陸十幾年，我可以說是學到了中華民族的根。作為一個作曲家，我不停地吸收，所以在我的音樂裡就是百花齊放。我不要只形成一種風格、不要局限。但如果沒有這番薰陶，我是寫不出那個韻味來的。」

創作  改變了他的命運

但是，在那個大環境下，許多藝術創作無法自由伸展，於是他另尋理想之地，在一九七三年來到了香港。當時的香港是英國管轄的殖民地，是中西方文化交流與碰撞的時代。然而音樂在西方管絃樂團為主導的情況下，國樂是邊緣、不受重視的。幸好在志同道合者與官方人士協助下，香港中樂團在一九七七年成立，他也藉此機會考上低音大提琴手。當時的音樂總監吳大江提倡國樂交響化，但單靠一些現成的傳統曲目和中國作曲家的作品，遠不及應付樂團的演出。得知盧亮輝是學作曲的，就請他為樂團創作一些作品演出，並且擔任一些任務性的編配聲樂家與舞蹈音樂。在那個快速又多變的環境裡，他也不能墨守成規。為了跟著潮流邁進，他抽空獵取爵士樂的和聲與手法，運用在作品裡。那對段充實的時光對盧亮輝來說，是挑戰，卻也是滿滿的收穫。

一九八六年，盧亮輝與吳大江合作，聯袂來台。為了讚頌美麗的高雄，他創作了一首《港都之春》交響音詩。那是一首包含兩百位合唱與國樂團合奏的樂曲，在高雄演出。當時高雄市國樂團還是一個業餘的團隊，水準沒有現在高。一聽說當時的高雄市長蘇南成要帶外國人到場聆聽，他緊張得不得了。幸運的是，演出不但順利，效果更出奇地好。結束後市長上台致詞，高興得表示他沒有想到國樂竟能夠反映高雄城市的精神與風光……我支持你們！豈知隔天報紙上紛紛以斗大的文字記下「蘇市長支持高雄市國樂團成為專業樂團」！

君無戲言，果真，樂團就在這樣的「推波助瀾」下正式成立了。回想這段往事，盧亮輝面露得意、咯咯地笑著：「我一首曲子，竟然也有那麼大的影響力！」

事實上，一首曲子不僅改變了樂團的命運，也改變了他自己的命運。由於太受歡迎，樂團非留他不可，他也就順勢答應了。留在台灣之後，他發現自己竟然非常適合這個地方，不但三○年代的周璇、白光都是他熟悉的，連劉家昌、余天、江蕙這些流行歌曲也都是他耳熟能詳的曲子。更有趣的，是他媽媽原是廈門人，因此他從小就講得一口流利的閩南語，來到台灣更是溝通毫無障礙。他打趣地說；「我媽媽的樣子，就跟台灣一般的媽媽是一樣的，所以我常跟鄰居的歐巴桑說：『你跟我媽媽好像耶！』每次去吃早餐，他們會問：『要呷什麼？』，我都說：『沁蔡啦！』然後去理髮，我只要唱一小段最近正在編的流行歌，他們一聽就知道是什麼。」

卅年  歌詠台灣情

不過，他的曲子，也有那種「聽不出來是什麼」的時候。就像他的長笛協奏曲《春風夜雨情》，完全是用台灣歌謠形式編寫的「盧式民謠」，聽著聽著，好像就快要認出那是鄧雨賢，或是江蕙唱的歌，卻又不是。然而濃得化不開的鄉土風味和如泣如訴的旋律，在國樂音色的襯托下，顯得優美而又哀傷。那是身為台灣人共同的印象，只要在這片土地上生活過，絕對聽得出這種再親切不過的語法，而盧亮輝就是能撩動這種無名的鄉愁，讓聽者不禁潸然淚下。更難得的是，即使不是台灣人，也能夠喜歡上到那種濃烈的情感。連中國來的作曲家都不相信他是在對岸接受作曲訓練出來的。對於這樣的疑惑，他歪著頭笑答：「如果我跟你們一樣，那我就完了！」

當然也有人批評他的曲子太通俗、太不國際化，但他只問「藝術能不能感動人？」「能不能像貝多芬、柴科夫斯基那麼好，我不管，我只要創造出我們華人的音樂，讓人感動，那就行了。作品要成功，一定要與民同心、與民同樂、與民同享。『曲高』還要『和眾』，如果作品沒有得到支持，那就什麼都沒有了。」盧亮輝想起剛到台灣時，有小學家長聽了他的合奏曲《春》，激動得到後台跟他說：「你的曲子太美了，我決定把三個孩子交給國樂，讓他們去學習。」他這才知道，原來他的曲子，也可以扭轉學生家長的印象，讓原先可能學西樂的孩子留在國樂，為未來播下種子。

的確，在盧亮輝來台灣之前，台灣的國樂還停留在業餘階段，當時的比賽曲目，不是傳統樂曲，就是少數台灣作曲家所創作的作品。在引進了他的曲子之後，樂壇起了變化。老一輩不太認同，但年輕人每每拿他的曲子參加比賽，都名列前茅。這使得盧亮輝的作品大受喜愛，委託邀約不斷。直到現在，每年音樂比賽只要一開鑼，都有他的樂曲上演，有時甚至整天下來，就像他的專場作品音樂會一般，參賽團隊上上下下換場，不換的只有作曲家盧亮輝。

見證台灣國樂界的程度，從團隊看到他的作品難度飽受驚嚇，到如今連國小樂團都能駕馭，他欣慰地說：「這個卅年在台灣，我沒有白過。」回首來時路，他感嘆地說：「是環境逼著我寫，如果沒有環境，我不知道要寫什麼？所以，我的每個作品背後，都有一段故事。」那麼，寫了這麼多年，還有什麼想寫的呢？只見他眼睛亮了起來，回答「鄧雨賢的《雨夜花》」。那是他來台灣時聽到最動人的曲子：「旋律好美、歌詞好悲……我到處打聽這是誰寫的，實在太棒了……我想要再寫曲子打動台灣人的心。」看著他哼著曲調、配合雙手的手勢描繪「……樂曲一開始要有滴滴答答的雨點，然後接著旋律……」我相信，新的一段故事，又即將緩緩拉開布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