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一歲的戈瑟蘭被譽為法國最具潛力的青年導演。他擅長以充滿感官的劇場效果，表現出優美且浩瀚的文學性。去年他應史特拉斯堡國立戲劇學院之邀，為該校畢業生發展一齣全新創作，他與法國當代小說家貝隆傑合作，以加萊難民營為主題編創了《1993》，試著用「九○後世代」的批判觀點，探究歷史與當代之間密不可分的關聯，尋覓歐洲夢碎的關鍵線索。
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前夕，日裔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短篇論文〈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引述未來促進西方文明發展的重要關鍵並非意識形態的戰爭，而是自由經濟與公民政治（註1）。的確，九○年代初期，脫離冷戰的歐洲社會正邁向一個欣欣向榮的和平時代。為了建構強大的政經體系，各國逐步取消邊境檢查，並積極推動交通建設、科技研究與學術交流。一九九三年成立的歐盟體現了「歷史終結」後民主的勝利，因而在二○一二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然而，近年來歐洲卻一再面臨人道主義的危機。無論是希臘的債務風波、難民潮、民族主義再度崛起、英國脫歐……這些問題是否反映了歐洲理想的幻滅？由戈瑟蘭（Julien Gosselin）執導的《1993》帶領當代觀眾穿越時空隧道，重新省視歐盟成立廿五年後的殘酷現實。
卅一歲的戈瑟蘭被譽為法國最具潛力的青年導演。他擅長以充滿感官的劇場效果，表現出優美且浩瀚的文學性。從二○一三年起，他持續改編當代小說，無論是描繪一九六○至九○年法國社會變化的《無愛繁殖》Les Particules élémentaires、或用繁複敘事闡述廿世紀人性困境的《2666》。的確，戈瑟蘭致力搬演具有當代觀點的文本，如他所言：「我的創作試圖挖掘現代社會的種種問題，用發人深省的政治手法勾勒出我們生存世界的輪廓。」（註2）今年亞維儂藝術節，他將藉由美國小說家德里羅（Don DeLillo）的三部作品：《玩家》Joueurs、《名字》Les Noms、《毛二世》Mao II，探討自七○年代以來方興未艾的恐怖主義。透過極具生命力的舞台演繹、層次分明的場面調度及豐富的聲光效果，戈瑟蘭突顯出當代文學創作者筆下的生存困境，受到國際劇壇一致好評。
回溯歷史 省思當代
戈瑟蘭的前衛導演風格讓史特拉斯堡國立戲劇學院（L'École de TNS）院長，邀請他為該校畢業生發展一齣全新創作。面對一群年方弱冠的創作者，戈瑟蘭不想重新搬演經典文本，反而力圖激發出青春世代介入現實的力量。他決定與法國當代小說家貝隆傑（Aurélien Bellanger）合作，共同編寫一齣以他故鄉——加萊（Calais）——為題的文本。加萊位於英法邊界，從二○○○年起，許多難民開始在此群聚、紮營，試著潛入穿越國境的卡車和輪船，偷渡前往英國。複雜的人口、惡劣的衛生環境和嚴重的治安問題讓這個難民集中營具有「叢林」的稱號。不同於以人道眼光呈現難民處境的紀實作者，貝隆傑以宏觀的角度，深入挖掘歐盟現代化的成就與矛盾，彷彿他在多年之後重新省思複雜難解的現世困境。透過《1993》，戈瑟蘭和貝隆傑試著用「九○後世代」的批判觀點，探究歷史與當代之間密不可分的關聯，尋覓歐洲夢碎的關鍵線索。
《1993》前半部分中，貝隆傑用輓歌式的筆法，回溯九○年代初期歐洲現代化的發展：一九八九年，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在法國與瑞士邊境開挖一條裝置粒子加速器的地底環形隧道，為科技發展立下全新的里程碑。一九九三年，英法海底隧道正式竣工，顯現歐洲各國跨越疆域、團結一致的願景。同年，歐陸舞曲（Eurodance）席捲年輕世代，重低音的加速節奏和單調的反覆旋律彷彿體現了社會環境的急遽變遷。透過言簡意賅的報導陳述和評論分析，貝隆傑透過這三個千禧年之前的歷史現象，重新省思當代社會問題，展開一場跨時代的辯證：冷戰過後，核能從毀滅性的武器變成開創未來的重要關鍵，這是否應證了歷史的終結？穿梭國境的交通要道是否間接造成「加萊叢林」的誕生？煽動人心的電子樂是否暗喻了歐洲青年追求享樂的集體墮落？歐洲共同體究竟實現了人類文明的願景，還是一種空洞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