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偶的多元呈現，確實將整段歷史呈現的相當精采，但連續下來，表演性過強，甚至某種程度上，作品內裡似乎隱隱顯露出了不得不讓每個片刻都得充滿趣味的焦慮。好在這樣的趣味呈現，是表現在戲偶身上，精巧地帶出人物生活的種種片段。然而，如此間接而幽微的手法，有時卻接著演員直接而滿溢的情感投射，使得偶的冷靜與人的激昂並置一起，形成對比，略顯扞格。
同黨劇團《白色說書人》
5/10～12 台北 臺灣戲曲中心小表演廳
劇場是以虛代實的地方。虛構的人物和情境，除了用來模擬現實之外，也用來呈現虛構本身，因此在劇場內搬演歷史、探討記憶、回顧過去，不僅是劇場敘事的特色，也是屢見不鮮的手法。同黨劇團《白色說書人》，由詹傑編劇，戴君芳導演，邱安忱獨角演出，加上經自吳榮昌、黃武山兩位操偶師手中脫胎換骨、活靈活現的布袋戲偶，在舞台上不僅僅只是搬演歷史，而且是藉由民間傳奇等戲中戲的方式來借喻歷史，呈現出一段交融現實與回憶、真人與偶物、真實與虛構、國族與家庭的演出。
以戲偶和物件，帶領主角與觀眾召喚記憶
戲一開始，正在為父親王添財守靈的王文彬（邱安忱飾）從睡夢中醒來，周遭擺滿了一堆如爐灶、洗手台、冰箱、水族箱等紙紮傢俱，身處其中，像是本來就在一個夢幻的世界裡。的確，當王文彬說起故事，過不久就開始了獨角扮演，一面模仿著鄰居、老師的口吻和肢體，一面反覆地回溯和追憶，同時藉由老師的口中說出王文彬的父親不是王添財而是陳國樑，為全劇埋下了伏筆。於是，很快地，這空間的現實感就被打破。這整段回憶的過程，多以布袋戲偶穿插呈現。舞台一邊是王文彬講起小時父親帶去看布袋戲的光景，另一邊就出現戲偶們切換搬演包公審案、濟公鬥法、武松打虎、孫悟空大戰紅孩兒等經典片段，廖添丁甚至直接成了其父親的象徵，對抗著代表官府的牛頭馬面。除此之外，物件亦成了操偶的一部分，刀叉、鍋鏟、通便器皆幻化成為武器，衣服也轉而象徵為人。整段戲偶演出，活靈活現，富饒趣味，加上鑼鼓、嗩吶、月琴等傳統配器編制，增強了氛圍，也抓緊了節奏。
除了直接搬演經典片段，戲偶也被賦予了更深一層的歷史比喻。隨著父親及戲偶的身影，台灣過去幾個重大歷史時刻開始被召喚了回來，從一九五九的八七水災、一九六八的紅葉少棒，到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等；同時，穿梭在這些歷史片段之間的，是白色恐怖時代的模糊蹤影。這些事件讓整個劇情的時代背景變得鮮明，藉此建立起了與台下觀眾的歷史共感。這些歷史的陰魂，彷彿附身在戲偶身上，將回憶、歷史與傳奇融為一體，一面藉由民間傳奇等戲中戲的方式讓當下觀眾聽書，一面召喚起了家族故事和國家記憶。
戲偶的戲中戲手法，相當巧妙地以虛構故事來對照、比喻過去現實，不只承載了國族背景，也呼應著家庭記憶的點點滴滴。例如，回憶中母親的生活困境，藉由潘金蓮的偶來表達，重疊兩者苦等丈夫的被動處境；父親失智後，現實與幻覺開始變得模糊，於是戲中時而用了廖添丁上火焰山來表示家中正在著火，時而出現了講話顛三倒四的濟公來呈現父親當下的精神狀態；王文彬提到了家族裡的阿姨，打開紙冰箱就出現了一個象徵阿姨的戲偶，絮絮叨叨個不停。
王文彬繼續記述道，爾後母親收到了一封信，這封信是其生父陳國樑的遺書，隔了卅年後才寄到；透過遺書，他輾轉發現，王添財在百般壓力之下，順著警方的意思錄下口供，間接成了將陳國樑構陷入罪的元兇。這段審問的過程，借用了包公審案的段子，全以戲偶來搬演，再度以戲中戲的手法，以非常簡潔且極富巧思的概念，呈現出雙重戲味，冤案兩兩重疊，而形式上又增添趣味，整體達到了悲喜兼具的效果。這象徵王添財的、失智的廖添丁戲偶，又將王文彬誤認為是陳國樑，以為鬼魅現身，於是開始鬼哭神號；此舉不僅進一步以形象疊合，暗喻了文彬與國樑父子倆的血緣關係，也打破了人偶界線，讓兩者在同一情境裡產生互動，更增色了王添財也是廖添丁的角色層次。
將歷史困於過去，現實僅成了說書的平台
整場下來，幾乎是以劇情為導向（plot-driven）來建構整齣戲。也就是說，在這齣戲裡，比較少見到人物的選擇和決定是如何影響到劇情發展，而是充滿了許多背景資訊和突發事件，也充滿了插科打諢的趣味。這些設定四散各處，物件意象飛來竄去，久而久之，顯得浮光掠影、走馬看花，難免令人感到驚喜漸失。幾乎是一直要到了趨近結尾之處，王文彬看到王添財吃了老鼠藥，當下決定斷拒相救，才真正看到了這個主角做出了選擇，也才看到了角色的立體樣貌。戲偶的多元呈現，確實將整段歷史呈現的相當精采，但連續下來，表演性過強，甚至某種程度上，作品內裡似乎隱隱顯露出了不得不讓每個片刻都得充滿趣味的焦慮。好在這樣的趣味呈現，是表現在戲偶身上，精巧地帶出人物生活的種種片段。然而，如此間接而幽微的手法，有時卻接著演員直接而滿溢的情感投射，使得偶的冷靜與人的激昂並置一起，形成對比，略顯扞格。
回到整體敘事結構來看，作品從現實出發，沒過多久之後即回到過去，而絕大部分的劇情也都發生在過去，幾乎是到了結尾才又再回到現實。然而，不論是開頭或結尾，所有過去的篇幅對於現在所產生的影響甚低。如此倒敘，似乎與採行順敘法、直接從過去開始說起這齣戲的角度，並無太大差異。或許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明確地強調了「回到過去」的行動，但另一方面也在這樣的行動之下，讓緬懷感在這單一空間的舞台上顯得特別強烈，間接地將這色彩斑斕的歷史困鎖在過去，現在則成了乾淨的、中性的、嶄新的起點。於是，若說現實並未即刻消散，那麼也僅成為一個說書的平台，而現實世界的王文彬也幾乎只是個「說書人」，使得《白色說書人》的敘事格局，即使有了形式上的豐富想像，仍舊脫離不了懷舊感傷的幽魂。
文字｜吳政翰 臺大戲劇系及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系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