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白色恐怖」，一段台灣近代歷史中的陰暗時期，歷經了掩蓋、挖掘、面對、補救、以至反省，終於在官方的歷史論述與國民歷史教育中，有了一席之地，但有關正義是否實現的爭議，其實仍然不斷，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的歷史糾葛，在日益激化的政治對立局勢中，更被推向邊緣，甚至於從社會對話中完全消失。

同黨劇團《白色說書人》選擇這個素材，用心可嘉，特別是編創者在處理這個題材時，選擇了一個有高度辯證可能，更能突顯歷史荒謬的角度：合作者（collaborator）的私心與罪疚。一封原本深藏暗處的遺書，揭示了父子關係的真相，進而指向人性的闇暗真實。為了避免落入悲情控訴的窠臼，編導選擇了結合真人獨角戲，與布袋戲偶操演的表演形式，在歷史真實與虛構敘事穿插互動之間，引領觀眾進入創作者所建立的歷史脈絡，進而能對劇中名義上的父子（王添財和王文彬），他們的經歷與情感，有更為深刻同情的理解。

人偶互動中，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整體而言，《白色說書人》是一個結構完整，敘事條理尚稱清晰，情感表現也恰切適中的作品，邱安忱的表演，吳榮昌、黃武山的操偶，和後場音樂，豐富整部作品的演出效果，一些小小瑕疵，例如演員與演師在語言純熟度的落差，稍嫌混亂的舞台視覺效果，部分段落之間的轉換不甚流暢，都可以說是暇不掩瑜，大致無損整個作品的完整。

《白色說書人》最主要的問題，卻也就在這個作品最受關注的創作特色：現代劇場與傳統布袋戲的結合共創。

劇中的主人翁運用戲偶，說了一個又一個的傳奇人物和故事，這些人物各有鮮明特色，和特定的象徵意義：廖添丁與紅龜，是遊走於正邪之間的義賊，潘金蓮在慾望自主與道德敗壞之間的矛盾，包青天究竟代表的是公理正義，抑或是對極權體制的暗諷，不僅建立父子的情感聯繫，也同時映照出特定時空背景下的世道曲折和人性困局。只是，在快速的角色轉換和故事切換之間，我們其實只能接收到接踵而來的，一個個模糊的印象，而難以透過這些戲偶的扮演敘事，試問：王添財在跟王文彬說著這些故事的時候，是不是也有藉以明志或自我安慰的意圖？這些戲偶角色與真實人物之間，有無相互補充說明或辯證對比的意義，又能如何引導我們感受那個時代的特定氛圍，以及身處其中的人性掙扎——無論是陳國良的堅定自持，或王添財的苟且自保？稍嫌複雜的戲偶設計，和操偶演師的精采演出，有效地吸引我們的注視，但，會不會也讓我們忘了人偶之間的操弄關係，及其對極權體制的暗示。在人與偶的精采互動之中，我們看到的究竟是操偶師傅的功夫展現，還是更深一層的象徵、指涉、論說？

簡言之，同黨劇團《白色說書人》說了一個動人的親子故事，但對於作品主題的表現╱論述：白色恐怖下的人性真實，卻因為它所採用的表演形式，而少了更進一步的辯證思考，真人表演與戲偶操演的結合，應該是相互闡明的，我看到的卻是他們的彼此消弭，終究無法共同建立起更有辯證價值的論述。

回顧這段歷史，開啟更多思考對話

此外，創作者雖然成功地避開了悲情控訴的窠臼，但似乎還是無法不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論斷其對錯是非，甚而簡化為外來政權與本土民眾的矛盾，這會不會又再讓我們的思考落入非黑（政治犯╱政權）即白（政權╱政治犯）的僵局當中，也是值得再思考的。

我們究竟能以什麼樣的態度，去看待不堪回顧的過往？如劇中主人翁所言，一次性的平反或補償，並不能真正解決這些歷史共業的內在矛盾衝突，更不能幫我們去應對更不確定的未來。回顧這段歷史，如《白色說書人》所做的，讓我們能夠開啟更多思考對話，劇中人物最終與父親達成和解，安然沉睡，但世界並未停止轉動，新的道德難題接踵而起，我們又該如何應對？

文字｜陳正熙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專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