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榜後移民劇場大旗的瑙寧街劇院，多年來庇護支撐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讓他們有機會表現個人視角與聲音。舞者暨編舞家Jao Moon剛在此發表了新作Everybody can be everybody can not be，一齣論及異國情懷、反抗能量及顯現自我肯定的「酷兒日常」舞作。五名舞者各自擁有混雜又難以簡單歸類的性別、文化及語言和身體語彙，各自表述又同台共舞，去成為自己想望的任何可能，追求模糊界線的解放。
柏林最為人所知的城市特色之一，在於多樣的開放性：幾乎所有想像得到的文化╱身分、主流╱非主流的自我認同，都能在柏林的裡外找到自在的棲身之處。而十字山區（Kreuzberg）的瑙寧街劇院（Ballhaus Naunynstraße），在其標榜的後移民劇場大旗下，多年來累積聚集能量，庇護支撐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讓這個位於次文化匯集地的劇院，同時得到跨文化與跨性別表述下各個族群的高度關注。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盈虧自負」的私營劇院，堅持只製作自製節目，與扶植的藝術家一同發展企畫、尋求補助、建立團隊、提供場地技術支援、完成創作並負擔票房與行銷成本。
顯現自我肯定的「酷兒日常」舞作
「這是一個平台，讓從異地來到這裡的藝術家，被聚集在一起，有一個呈現作品的場域，每個在這裡創作的人，有機會表現自己的個人視角與聲音。」舞者暨編舞家Jao Moon，見證了近年來瑙寧街劇院的演化過程。來自哥倫比亞加勒比海沿岸的城市卡塔赫納（Cartagena）的他，作品橫跨劇場與影像、攝影領域，也跨越性別定義，定居柏林近五年，同時也是劇院剛完成首演的舞作Everybody can be everybody can not be的主要創作者。
「這支舞是一齣論及異國情懷、反抗的能量及顯現自我肯定的『酷兒日常』舞作。」在後殖民氛圍的柏林，誰被「允許」去複製誰？被「允許」論斷什麼？誰又被「允許」成為他者，並擁有一個假定的歸屬？作品本身是一個極為單純的舞蹈作品，五名舞者各自擁有混雜又難以簡單歸類的性別、文化以及語言和身體語彙，由此出發，各自表述又同台共舞，藉由空間、燈光、影像與聲音元素的介入，建立一個不真實的幻覺空間，斷裂的敘事，只是為了讓進入的旁觀者，可以閱讀並觀賞在空間中舞蹈的每一個個體，她╱他╱它的色澤與內裡。
舞作強調了「偽裝」的姿態，「偽裝」成為一種生存法則。Jao 如此描述到，「偽裝」並不具攻擊性，他想傳達的，是連結其自身文化背景，來自於哥倫比亞殖民歷史造就的社會現象。當強勢文化牽制著當地人民的生活方式，改變人們生活的原型及心中真實的原生信仰，表層的表達與內在的認同就必須進行分離和演化，生活的「擬態」便由此而生。即便從外表來看，是非常不合邏輯與難以理解的。Jao舉例，在有著葡萄牙殖民背景的巴西，「坎東伯雷」 （Candomblé）是源自非洲、屬於自然崇拜的民間信仰之一，其信仰者多為當地的低收入戶和中產階級，當強權者強迫坎東伯雷信徒改信天主教以符合並學習「文明社會」的禮節，信徒們只好乖順於參與教堂的彌撒，同時在心中膜拜著自己的創世主。
拒絕標籤化，追尋去中心的烏托邦
在Jao的作品中可以清晰辨別出這樣的企圖：Jao以自身背景與生命經驗為動機，不願只是為了一個符號或標籤服務，而是挖出每一位出身迥異的舞者彼此間的串連，模糊分類的邊界、不過分強調身分（國籍、語言、性別、性取向）。「我們便是我們的樣子，我帶著各種可能性，我同時有著各種面向，我不喜歡重現他者，我可以是任何形象。」去成為自己想望的任何可能，追求模糊界線的解放，這已不單是強化少數族群聲音這麼簡單的企圖。而能提供這樣意識形態萌芽的場域，也正就是柏林。這個後酷兒時代講述著如何消解「正常」與「不正常」的二元對立；眾多的世界各國移民者來此「後殖民」柏林；更在文化上漸漸趨於去歐洲中心化意識的爬升，回到一個邊界模糊，未定義也不輕易去定義的，但每個人都深知自己面貌的烏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