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當「政治歸政治，XX歸XX」的主張，成為不只是笑話的「苓膏龜苓膏」；當「必／避談政治」在壁壘分明的政局裡，成為不只是詭譎的現象；當我們在選戰激情之後，意識到民主不只是選舉與投票而已……政治，其實離日常生活的距離貼得很近。這到底是政治局勢的轉變？民主意識的提升？

在取材自日本三一一福島核災（2011）的《日常之歌》（2015）後，睽違五年，編劇陳建成、導演湯京哲再次潛入真實事件與社會議題，《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於舉辦總統與立法委員大選的今年推出。將時間回溯到二○○○年的世紀末，也是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從一對論及婚嫁的男女、兩個背景迥異的家庭、兩段成長斷裂或承接的世代，藉日常生活看似無關痛癢卻又一觸即發的枝微末節，描繪出數十年來台灣的當代圖景。

編劇陳建成　試／誓寫劇本裡的當代台灣

編劇陳建成最早被認識的作品，是《新天使》（二○一一年由南風劇團製作，曾以《清洗》為名獲台灣文學獎，並作為碩士畢業作品）。其以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事件，去討論傳染病爆發的非常情境下的倫理困境、身分與污名等問題，源於他在學院教育裡的體會——我們很少讀到台灣的劇本，而「台灣的新劇本在哪」既成為他的疑問，也化作初衷。

他後來的劇本多取材真實事件，縱然不一定來自台灣，如《日常之歌》是日本核災，《解》則寫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但陳建成清楚意識到：他的故事發想於日本，情境卻回到台灣。他認為，《解》處理的是隨機殺人犯的動機，涉及到的「網路」（霸凌、成癮等），與台灣當代情境相符；另一方面，我們也是在日本核災後，「反核」才逐漸成為主流論述，於是在此語境下寫成的《日常之歌》就不限於日本。

陳建成的劇本語言刻意用日常生活的場景與對話加以塑造，特別是在《日常之歌》，無災難片的樣貌，而是倖存下來的人如何在失序裡找尋支撐往後日常的條件。這樣的書寫脈絡，延續到《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所欲描繪的「白色恐怖」——也就是，政治與日常間的距離不斷拉扯，無論說與不說、知與不知；如該劇戲劇顧問詹慧君所說，「感受政治的危險性」其實是深植於我們身體裡的機制。

重建也重省　我們從何得知／不得而知的真相

編劇開始構思這個劇本的二○一四年，陸續發生太陽花學運、鄭捷隨機殺人事件等，整個台灣社會似乎被某種潛藏已久的躁動「炸開」。隨後發生的反課綱、再次政黨輪替等，陳建成所理解到的是：我們對政治開始從「冷感」變成「政治化」，而反課綱領頭的高中生，似乎證明著民主運動的年輕化；同時，所謂的「天然獨」又從何而來？

他開始尋找動機。其中，便是我們怎麼去討論與思考「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對陳建成而言，二○一六年民進黨二次執政後啟動的轉型正義，是「被延遲的」；因此，他將《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的時間點拉回二○○○年的首次政黨輪替，開啟他對歷史詮釋的質疑、對真相的審視。

有別於近期綻放的白色恐怖相關創作，陳建成在劇本裡寫了個患有精神病的父親／黃父／女方家長——原型來自一九六○年代的「統中會案」，由於政治受難者在獄中罹患精神分裂症，語無倫次、行為異常，導致他們的口述歷史並不會被接受（於是，歷史書寫不也是被選擇的？），成為不曾但可能存在的事實。這些恍如平行時空的說法，出現在劇本裡另一條敘事線——以蘇父／男方家長是當年審判黃父的法官，陳述加害者／司法制度。在此，加害者的正常對話與受害者的錯亂言語，甚至是旁觀者、受難家屬、不知情者的各自表述，誰說的才是「真相」？又有誰有「資格」能說？

因此，《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是通過這六個角色的佈署，以「他們」與「白色恐怖」間的不同距離，讓觀眾（甚至是創作者自身）找到其間的位置，關於無從得知的真相。

虛構貼合真實　打開想像的維度

《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的做法是，把史實進行切片，然後重組於虛構情節間，並不追求真實事件的「戲劇化」。從二○一七年完成，到即將演出，創劇團所做的是在原本穩固的結構裡，增添更多的細節，包含人物的動機、場次間的連結等，然後去摩擦細節間的靈光。

導演湯京哲認為，自己想保留劇本的原貌，以及其中內斂卻飽含能量的動能，持續與之對話，然後於抽絲剝繭間，摸索、排列，像是在找尋拼圖的過程，完成編劇所打造的這片圖景。

「真相」並無法在劇場裡被討論；或者，也從來沒有所謂的「真相」。「我相信文字的力量，以及觀眾的想像。」湯京哲這麼說。理解與質疑，或許才是走入／出《在世紀末不可能發生的事》後最可能發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