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接到莫斯科契訶夫國際戲劇節的邀約，我盯著信函，久久無法置信。冷戰時代俄羅斯一直是遙遠的地方，心理上的距離比月球還遠。那是二○○五，蘇聯解體已經十四年，我仍覺得不可思議。

我們真的去了。《水月》轟動莫斯科。我發現一家喬治亞餐廳，有歌手駐唱。最後一場演完，我請舞者去喝酒聽歌。跟著喬治亞民歌的錄音演出《流浪者之歌》十幾年，第一次見識喬治亞人現場高歌，大家都非常開心。更開心的是演完了，我們不馬上回家，多住三天，玩瘋了——因為不覺得會再到俄羅斯，出發前就自己出錢，訂好紅場旁的旅館。臨行前夕，碰到節慶，煙火照亮窗口蔥頭圓頂的東正教教堂，窗子被震得喀啦喀啦響，大伙兒在房間興奮狂叫。

事實上，《水月》首演後，戲劇節就邀請舞團二○○七再訪，演出《流浪者之歌》。那年中國外銷俄羅斯的米有汙染，政府禁止所有大米進口。雲門不能帶演出的稻穀去，藝術節買到裏海區域的稻穀，雲門技術人員飛過去，用十天和當地技工把三噸半稻穀染成金黃色。觀眾為從天而降的米瀑熱烈喝采，不知「粒粒皆辛苦」，也沒看見演完後，我站在後台入口，看稻穀被搬上卡車，送去焚燬，感到無比的淒涼。

原先戲劇節安排莫斯科演完，飛喬治亞續演，因為喬治亞南奧塞提亞主權的爭端，兩國交惡，那家喬治亞餐廳關門，百貨公司買不到喬治亞紅酒，《流浪者之歌》的巡演也取消了。隔年，北京奧運會開幕日，俄羅斯入侵，兩國開戰。停戰後，喬治亞與俄羅斯斷交。因為這些磨難，那次旅行我記得很清楚。後來巡演俄羅斯的印象就比較模糊了。

大疫中，準備出書，重讀舊作，才意識到雲門四十六年，我竟然去過那麼多地方，做了那麼多事，編了九十齣舞，文章卻極稀少。

因為不是舞蹈專業出身，雲門草創時，我「補習」。七八○年代，台灣的舞蹈資訊很少，我找不到聊舞蹈的對象，就認真閱讀舞蹈家的傳記和西方媒體的舞蹈訊息，順手把補習的心得寫出來，跟大家分享。如今閱讀，發覺我敬仰的舞蹈大師各個特立獨行。他們篤信，堅持。書寫這些偶像，其實是孤獨中的自我勉勵。

九○年代後，年輕的舞蹈寫手倍增，我歇業，不再寫介紹西方舞蹈的文字，偶然的書寫多是新舞創作的背景與心境。真正讓我徹夜思索，不得不寫的是悼文，像儀式，寫過了才能保住親長師友的體溫，記住他們的風範與囑咐。

上下飛機，幕起幕落，江湖匆忙，趕場隙縫寫就的文字——像瘂弦〈深淵〉的詩句「激流怎能為倒影造像」，都沒寫好，沒寫下來的事更如過眼煙雲，忘了。

居家整理文稿，追憶舊事，十分吃力，退休的我懷疑自己有了失憶症。我向雲門文獻室同仁求救，問她《流浪者之歌》後，我們去了幾次俄羅斯。契訶夫國際藝術戲劇節每兩年舉辦，二○○五到二○一九，十四年間我們居然去了八次。俄羅斯觀眾愛雲門，票房開啟兩三天就把幾場演出的票買完，謝幕時總會有年輕人湧到台前把可愛的小把花束遞給舞者。

戲劇節總部地下室牆上掛著彼得．布魯克，羅伯．勒帕吉，威廉．佛塞，碧娜．鮑許和我的大照片。每次訪演，總在那裡舉辦盛宴，戲劇節總監沙德林很會勸酒，一杯又一杯的伏特加，不醉不歸。二○一五春天，去瑞士、奧地利、德國、盧森堡繞了七十天。回到台北，雲門劇場即將開幕，像最後的排練，萬事必須就緒，我加入「最後一哩路」，不眠不休地打雜，兩週後再赴俄羅斯演出。

首演酒會，身為主賓的我半杯伏特加就砰然倒地。雖然一分鐘不到就打開眼睛「沒事沒事」爬起來，周遭的人已經忙成一團，扶扶撐撐，量體溫量血壓。早上八點，沙德林親自到飯店押我去醫院，說他已經安排國家科學院三位大夫照撫我。

主治醫師是一位美麗的中年女士，端莊大方，好像是從舊俄小說走出來的夫人。「林先生，很高興見到你，」她微抬下巴，用清脆的英文招呼我。「我不是說高興看你到醫院來——我先生昨天才從台灣回來！」他去台北開學術會議，「帶回來非常特別的禮物——是一個鳳梨！我們一直吃罐頭鳳梨，從不知道它長得這麼漂亮，像一個皇冠⋯⋯ 我先生清早回到家，我一看到就說一定要請客了，晚上下廚，請好朋友來吃飯，台灣鳳梨當飯後水果。大家都讚美，說不要切它，多留幾天。我先生說，新鮮的才好⋯⋯ 唉，真的太好吃了！」

她安排我去做一堆檢查，結束已過午餐時間。我的主治醫師等著我，認真讀完所有報告後，宣布我沒事，一定是太累了，要多休息。說完，又低頭看報告一眼，抬起下巴，問：「你抽菸？抽幾年了⋯⋯？」

「大概五十年吧。」

「Oh, then I have nothing to talk to you.」美麗的主治大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