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做個『表演派』。」李寶春這麼說。
1950年在中國北京出生的李寶春,來自戲曲世家——祖父李桂春、父親李少春都是文武雙全的老生演員,母親侯玉蘭亦是京劇旦行演員。他曾問過父親:「你要算哪個流派?」李少春這麼回答:「我是余派基礎,發揮自己條件,想做個『表演派』,多創造幾個不同角色形象。」
經歷家學、北京市戲曲學校、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樣板戲年代,在移居美國後,來到台灣延續演員生涯,李寶春似乎正把父親所謂的「表演派」一一履行;而30歲前的他,在不同名字裡,還體現不同的時代背景。
第1個階段:李寶寶的戲校生活
李寶寶,是李寶春最早的名字。
這個名字來自祖母,他說:「我從小是跟祖母一起長大的,她把我當成身邊的寶,所以我小名叫『小寶』,『寶寶』是我祖母在我進學校時候起的名字。那時祖母常帶著我看父親的戲,還有一些父親學生的戲。」他也跟祖母學了河北梆子唱段,因為祖母最早是河北梆子演員。
家裡已有兩代人唱戲,但李寶春的父親其實不覺得要「子繼父業」。「他認為做這行不容易出頭,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還要看自身條件,很難掌握。如果進去這一行,想再出來又麻煩了,因為功夫已經下到這,再出來改行,全得重來,而且會被這一行自小而來的痕跡影響。」做這行,怕吃苦不行,能吃苦,沒機運也不行。他笑說:「父親特別希望我們能學醫,但是我們家一個學醫的也沒有。」
會進戲校,其實是祖母帶著他去的,也讓李寶春進入生命的下一個階段。戲校裡的教育、訓練與生活都很嚴格,除了每日的練功學戲,不許隨意外出,男女朋友也不許交,更不用談牽手、聊天。從小就被祖母寵得像是個小霸王的他,如同貴公子墜入凡塵,更加突顯自己的弱項。「我剛開始練功,比其他人差得遠,腿、腰、翻跟斗都不如人,因為不夠吃苦。」李寶春說,好在老師並未放鬆要求,加上父母親訓導:「吃不了苦,就別幹這行,幹了就別怨。」有了爭第一的追求,這段時期就順順地過去。
當時在北京市戲曲學校的生活,確實比台灣現行的戲曲教育苦上許多,也紮實許多,包含學生學習比較專一、老師要求比較嚴格,同時看的戲也多,更主要的是同學都有動力。不過,李寶春也明白時空環境不同了,「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也很努力。」但是相較於當時有個明確的目標可以追尋,現在則有不同誘惑、不同艱難。
李寶春的心態受父親影響不小,不唱戲改行就算了,沒改行還唱戲就要努力到底。他記得父親說過:「有本事,你能吃蹦蝦仁(活著的蝦仁),沒本事,你就吃那蹦蝦皮——人家吃完蝦仁之後,只剩下蝦皮,你只能弄點蝦皮、拌個麵吃。」作為一種鞭策。
「我就想成為我父親。」當時的李寶春只想著這件事情,專注且專一。
第2個階段:文化大革命之後,從李寶寶到李永孩
第一階段的李寶春,只為成為父親、成為名角而努力。但在他即將展露頭角的青春年少,就遇上文化大革命時期。
李寶春曾在〈我的父親李少春〉一文中,寫下那段時期看著父親的生命轉折,特別是參加「中國京劇院批鬥李少春大會」之後,彷若藝術生命與個人生命的位階都直轉急下。(註1)「那是個混沌的狀態。」李寶春說,那段不能唱戲、下鄉後在農村的勞改經驗,「好苦啊!」餵豬、做農活等純粹是苦差事,更苦的或許是心態與心情,乃至於對未來的無望。
看著自己敬仰的父親,過去都是西裝筆挺的模樣,現在卻登上梯子刷油漆、背著桶子掏糞等,李寶春既痛苦,又渺茫,在被下放前往農村行前,父親竟還鼓勵他:「人有享不了的福,沒有受不了的罪,只要別人能受你就能受,還別輕易放棄自己專長。」此番叮嚀對李寶春影響很大,從此靜下心來。他說:「今天回想起這一段時間,讓人受益匪淺。吃過苦的年輕人會不一樣,我從農場再出來以後,不管遇到什麼狀況,我沒說過一句『這我受不了』。」
李寶春的人生觀因此有了轉變:「年輕的時候吃點苦是好事。」接著說:「寧受少年苦,別受老來罪。如果你年紀老了,什麼能力也沒有,什麼思想也沒有準備好,那就等著受罪了。」
那段「年輕人不知道自己可以幹嘛」的渺茫時期,他的戲曲生命確實停滯了,因為過去追求的目標在眼前崩塌。不過,也是父親給李寶春的體悟:「你得知道自己的長處在哪。要是改行了,當然就是從頭開始;你不改,就要想辦法延續自己的長處。」父親的那一句:「你自己想好。」似乎穩住了李寶春的心,讓他決定加入樣板戲(註2)劇團,人生也因此有改變。「我覺得人生這條路,機緣還是作用蠻大的,能不能走下去,那又是機緣的延續,必須通過一系列的變化。不敢說什麼藝術人生,但藝術人生離不開平常人生。」他這麼說。
某次,周恩來與江青看了戲,認為李寶春的條件不錯,鼓勵一番。江青於是替他改了個名,叫做「李永孩」,取的意思是「永遠青春、有活力。」李寶春告別了「李寶寶」這個有點可愛的名字,彷若也告別了某個時期的自己——只是,「永遠的孩子」似乎仍在某個位置,召喚著他自幼就追求的目標。

第3個階段:李寶春,縫合與京劇的血脈
四人幫垮台後,中國恢復可以唱老戲的時期。袁世海等幾位老前輩提醒了他:「趕快恢復你們家的名字,就叫寶春吧!」一個「寶」字,還有一個「春」字,似乎重新連結了李寶春與父執輩的關係,甚至是縫合了他與京劇傳承的這條血脈。
不過,可以四處演戲的時期短得出奇,「一張文件」就不許隨意演出,必須按照上頭安排。「就不讓演了,當時也不痛快。」他這麼說。特別是當時的演出數量很大,1週可以演個8、9場,更有極佳價碼,演出1場可獲50元(人民幣)——據聞,當時1個月劇團薪資約為32元,會因年資繼續增長到70多元,所以1天若能另外多唱個兩場,就多賺100元。更重要的是,有了舞台實踐的機會,李寶春覺得那段「跑簾外」奔波式的演出過程,對他的舞台藝術有很大幫助。
離開中國,在此之前未曾想過。李寶春的親戚趁著他閒來沒事,邀他到美國,「想說開個眼,我就去了。」那段時期的經歷對他而言影響很大,特別是對於表演、創作的思路。他說:「我今天有一些想法,很多是在美國學到的。我在洛杉磯、紐約這些日子,英文不好,我報名上學雖未能合格畢業,倒也算修練一番。也跟著學現代舞、舞台劇,因為我還是想著捨不得輕易改行、放棄專長。盼哪天有機會,有個命運安排,鹹魚若能翻身。還能另有一番長進。看來這個堅持還算沒錯。」那段時期的他嘗試過各種工作,Pizza外送員、餐館服務生等,甚至還吐露,腳斷了,還是自己給「正」過來的。
但李寶春並未放棄京劇。除了特意飛回北京跟老師學戲,「還是那句話,我不甘心改行,所以我沒放棄這個追求。今天還能坐在這兒,跟你聊聊藝術;否則的話,我們就可以聊聊這個冰淇淋,還有生意經。」現在的他笑著這麼說,但當時的堅持卻是咬牙,好不容易撐過去。
來到台灣又是另一個機緣,更是李寶春未曾想過的另一件事情。「我覺得那時候還想回去唱戲,就有人問說,要不要來台灣唱。」李寶春彷若回到那時候的場景,一聲「好啊!」的喜悅表露在臉上。
1990年,是李寶春第2次到台灣,而前一次不過是轉機。那次到台北演出了《野豬林》、《打金磚》等戲,結識了辜振甫先生與其女辜懷群女士。辜振甫先生問道:「你在美國不唱戲,多可惜啊!」遂而為其引薦台灣戲曲、劇場圈的重要人士。後來,辜懷群女士替他安排了一系列演出——《曹操與楊修》、《大破祝家莊》、《大鬧天宮》等(1991);數年後又在他們的支持下,成立台北新劇團(1997),開啟李寶春又一舞台藝術歷程,也是他藝術成熟最重要的一段時光。

成為一個「表演派」
「人應該要知道『自我』,還有知道『珍惜』,才可延續緣分。」李寶春說的是,自己如何掌握追求,面對機運。而他最終還是想追尋父親——從李寶寶到李寶春,不只是對傳統的傳承,更多的其實是創新。
他說,以前要父親教他戲,是為了討父親開心。不過,李寶春後來記得父親的一些論點,直到現在還受益匪淺。比如提到演員的「疊折換胎」,意思是演員要演很多不同角色人物,每個形象要像是扇子疊起來,看不出扇子打開來的模樣,看不出演員演上一齣戲角色的痕跡,所以對角色人物的分析要下功夫。父親創作的一個現代戲是《白毛女》中的楊白勞,因為是個窮人家,怎麼坐、怎麼拿筷子、怎麼拖著碗等小動作都要講究,「一個人的地位,與他的心態、性格都是聯繫在一起的。」他認為這就是父親作為演員的研究方法。
從「追尋父親」到「成為(跟父親一樣的)『表演派』」,李寶春看到戲曲演員的開放性與包容性,所以願意去嘗試。他笑說,自己偷跑到中國演出電視劇,不顧片酬,只想鍛鍊,拍了20幾天戲還沒拍完,因有演出緣故,只好請求製片「賜死」,才能不誤正業。
接下來要演出新戲《劉姥姥和王熙鳳》的劉姥姥,是個不在李寶春本行的角色,也無意用固有行當詮釋。他雖說,請大家多多包涵,也許會身敗名裂。但或許就這是李寶春已經是個「表演派」的證明——願意接受所有挑戰,只為表演,再創造屬於李寶春的「表演派」。
註:
- 李寶春:〈我的父親李少春〉,原文於新舞台網站,目前僅存網路存檔。
- 1967至1976年間的中國,由官方透過《人民日報》、新華社認定的一批主要反映共產黨極左政治立場的舞台藝術作品,稱作8個「樣板戲」(最早是8個,後來有陸續擴充),分別是京劇《智取威虎山》、《海港》、《紅燈記》、《沙家浜》、《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交響音樂《沙家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