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做個『表演派』。」李寶春這麼說。
1950年在中國北京出生的李寶春，來自戲曲世家——祖父李桂春、父親李少春都是文武雙全的老生演員，母親侯玉蘭亦是京劇旦行演員。他曾問過父親：「你要算哪個流派？」李少春這麼回答：「我是余派基礎，發揮自己條件，想做個『表演派』，多創造幾個不同角色形象。」
經歷家學、北京市戲曲學校、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樣板戲年代，在移居美國後，來到台灣延續演員生涯，李寶春似乎正把父親所謂的「表演派」一一履行；而30歲前的他，在不同名字裡，還體現不同的時代背景。
第1個階段：李寶寶的戲校生活
李寶寶，是李寶春最早的名字。
這個名字來自祖母，他說：「我從小是跟祖母一起長大的，她把我當成身邊的寶，所以我小名叫『小寶』，『寶寶』是我祖母在我進學校時候起的名字。那時祖母常帶著我看父親的戲，還有一些父親學生的戲。」他也跟祖母學了河北梆子唱段，因為祖母最早是河北梆子演員。
家裡已有兩代人唱戲，但李寶春的父親其實不覺得要「子繼父業」。「他認為做這行不容易出頭，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還要看自身條件，很難掌握。如果進去這一行，想再出來又麻煩了，因為功夫已經下到這，再出來改行，全得重來，而且會被這一行自小而來的痕跡影響。」做這行，怕吃苦不行，能吃苦，沒機運也不行。他笑說：「父親特別希望我們能學醫，但是我們家一個學醫的也沒有。」
會進戲校，其實是祖母帶著他去的，也讓李寶春進入生命的下一個階段。戲校裡的教育、訓練與生活都很嚴格，除了每日的練功學戲，不許隨意外出，男女朋友也不許交，更不用談牽手、聊天。從小就被祖母寵得像是個小霸王的他，如同貴公子墜入凡塵，更加突顯自己的弱項。「我剛開始練功，比其他人差得遠，腿、腰、翻跟斗都不如人，因為不夠吃苦。」李寶春說，好在老師並未放鬆要求，加上父母親訓導：「吃不了苦，就別幹這行，幹了就別怨。」有了爭第一的追求，這段時期就順順地過去。
當時在北京市戲曲學校的生活，確實比台灣現行的戲曲教育苦上許多，也紮實許多，包含學生學習比較專一、老師要求比較嚴格，同時看的戲也多，更主要的是同學都有動力。不過，李寶春也明白時空環境不同了，「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也很努力。」但是相較於當時有個明確的目標可以追尋，現在則有不同誘惑、不同艱難。
李寶春的心態受父親影響不小，不唱戲改行就算了，沒改行還唱戲就要努力到底。他記得父親說過：「有本事，你能吃蹦蝦仁（活著的蝦仁），沒本事，你就吃那蹦蝦皮——人家吃完蝦仁之後，只剩下蝦皮，你只能弄點蝦皮、拌個麵吃。」作為一種鞭策。
「我就想成為我父親。」當時的李寶春只想著這件事情，專注且專一。
第2個階段：文化大革命之後，從李寶寶到李永孩
第一階段的李寶春，只為成為父親、成為名角而努力。但在他即將展露頭角的青春年少，就遇上文化大革命時期。
李寶春曾在〈我的父親李少春〉一文中，寫下那段時期看著父親的生命轉折，特別是參加「中國京劇院批鬥李少春大會」之後，彷若藝術生命與個人生命的位階都直轉急下。（註1）「那是個混沌的狀態。」李寶春說，那段不能唱戲、下鄉後在農村的勞改經驗，「好苦啊！」餵豬、做農活等純粹是苦差事，更苦的或許是心態與心情，乃至於對未來的無望。
看著自己敬仰的父親，過去都是西裝筆挺的模樣，現在卻登上梯子刷油漆、背著桶子掏糞等，李寶春既痛苦，又渺茫，在被下放前往農村行前，父親竟還鼓勵他：「人有享不了的福，沒有受不了的罪，只要別人能受你就能受，還別輕易放棄自己專長。」此番叮嚀對李寶春影響很大，從此靜下心來。他說：「今天回想起這一段時間，讓人受益匪淺。吃過苦的年輕人會不一樣，我從農場再出來以後，不管遇到什麼狀況，我沒說過一句『這我受不了』。」
李寶春的人生觀因此有了轉變：「年輕的時候吃點苦是好事。」接著說：「寧受少年苦，別受老來罪。如果你年紀老了，什麼能力也沒有，什麼思想也沒有準備好，那就等著受罪了。」
那段「年輕人不知道自己可以幹嘛」的渺茫時期，他的戲曲生命確實停滯了，因為過去追求的目標在眼前崩塌。不過，也是父親給李寶春的體悟：「你得知道自己的長處在哪。要是改行了，當然就是從頭開始；你不改，就要想辦法延續自己的長處。」父親的那一句：「你自己想好。」似乎穩住了李寶春的心，讓他決定加入樣板戲（註2）劇團，人生也因此有改變。「我覺得人生這條路，機緣還是作用蠻大的，能不能走下去，那又是機緣的延續，必須通過一系列的變化。不敢說什麼藝術人生，但藝術人生離不開平常人生。」他這麼說。
某次，周恩來與江青看了戲，認為李寶春的條件不錯，鼓勵一番。江青於是替他改了個名，叫做「李永孩」，取的意思是「永遠青春、有活力。」李寶春告別了「李寶寶」這個有點可愛的名字，彷若也告別了某個時期的自己——只是，「永遠的孩子」似乎仍在某個位置，召喚著他自幼就追求的目標。
第3個階段：李寶春，縫合與京劇的血脈
四人幫垮台後，中國恢復可以唱老戲的時期。袁世海等幾位老前輩提醒了他：「趕快恢復你們家的名字，就叫寶春吧！」一個「寶」字，還有一個「春」字，似乎重新連結了李寶春與父執輩的關係，甚至是縫合了他與京劇傳承的這條血脈。
不過，可以四處演戲的時期短得出奇，「一張文件」就不許隨意演出，必須按照上頭安排。「就不讓演了，當時也不痛快。」他這麼說。特別是當時的演出數量很大，1週可以演個8、9場，更有極佳價碼，演出1場可獲50元（人民幣）——據聞，當時1個月劇團薪資約為32元，會因年資繼續增長到70多元，所以1天若能另外多唱個兩場，就多賺100元。更重要的是，有了舞台實踐的機會，李寶春覺得那段「跑簾外」奔波式的演出過程，對他的舞台藝術有很大幫助。
離開中國，在此之前未曾想過。李寶春的親戚趁著他閒來沒事，邀他到美國，「想說開個眼，我就去了。」那段時期的經歷對他而言影響很大，特別是對於表演、創作的思路。他說：「我今天有一些想法，很多是在美國學到的。我在洛杉磯、紐約這些日子，英文不好，我報名上學雖未能合格畢業，倒也算修練一番。也跟著學現代舞、舞台劇，因為我還是想著捨不得輕易改行、放棄專長。盼哪天有機會，有個命運安排，鹹魚若能翻身。還能另有一番長進。看來這個堅持還算沒錯。」那段時期的他嘗試過各種工作，Pizza外送員、餐館服務生等，甚至還吐露，腳斷了，還是自己給「正」過來的。
但李寶春並未放棄京劇。除了特意飛回北京跟老師學戲，「還是那句話，我不甘心改行，所以我沒放棄這個追求。今天還能坐在這兒，跟你聊聊藝術；否則的話，我們就可以聊聊這個冰淇淋，還有生意經。」現在的他笑著這麼說，但當時的堅持卻是咬牙，好不容易撐過去。
來到台灣又是另一個機緣，更是李寶春未曾想過的另一件事情。「我覺得那時候還想回去唱戲，就有人問說，要不要來台灣唱。」李寶春彷若回到那時候的場景，一聲「好啊！」的喜悅表露在臉上。
1990年，是李寶春第2次到台灣，而前一次不過是轉機。那次到台北演出了《野豬林》、《打金磚》等戲，結識了辜振甫先生與其女辜懷群女士。辜振甫先生問道：「你在美國不唱戲，多可惜啊！」遂而為其引薦台灣戲曲、劇場圈的重要人士。後來，辜懷群女士替他安排了一系列演出——《曹操與楊修》、《大破祝家莊》、《大鬧天宮》等（1991）；數年後又在他們的支持下，成立台北新劇團（1997），開啟李寶春又一舞台藝術歷程，也是他藝術成熟最重要的一段時光。
成為一個「表演派」
「人應該要知道『自我』，還有知道『珍惜』，才可延續緣分。」李寶春說的是，自己如何掌握追求，面對機運。而他最終還是想追尋父親——從李寶寶到李寶春，不只是對傳統的傳承，更多的其實是創新。
他說，以前要父親教他戲，是為了討父親開心。不過，李寶春後來記得父親的一些論點，直到現在還受益匪淺。比如提到演員的「疊折換胎」，意思是演員要演很多不同角色人物，每個形象要像是扇子疊起來，看不出扇子打開來的模樣，看不出演員演上一齣戲角色的痕跡，所以對角色人物的分析要下功夫。父親創作的一個現代戲是《白毛女》中的楊白勞，因為是個窮人家，怎麼坐、怎麼拿筷子、怎麼拖著碗等小動作都要講究，「一個人的地位，與他的心態、性格都是聯繫在一起的。」他認為這就是父親作為演員的研究方法。
從「追尋父親」到「成為（跟父親一樣的）『表演派』」，李寶春看到戲曲演員的開放性與包容性，所以願意去嘗試。他笑說，自己偷跑到中國演出電視劇，不顧片酬，只想鍛鍊，拍了20幾天戲還沒拍完，因有演出緣故，只好請求製片「賜死」，才能不誤正業。
接下來要演出新戲《劉姥姥和王熙鳳》的劉姥姥，是個不在李寶春本行的角色，也無意用固有行當詮釋。他雖說，請大家多多包涵，也許會身敗名裂。但或許就這是李寶春已經是個「表演派」的證明——願意接受所有挑戰，只為表演，再創造屬於李寶春的「表演派」。
註：
- 李寶春：〈我的父親李少春〉，原文於新舞台網站，目前僅存網路存檔。
- 1967至1976年間的中國，由官方透過《人民日報》、新華社認定的一批主要反映共產黨極左政治立場的舞台藝術作品，稱作8個「樣板戲」（最早是8個，後來有陸續擴充），分別是京劇《智取威虎山》、《海港》、《紅燈記》、《沙家浜》、《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交響音樂《沙家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