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事件的紀實改編，一直是戲劇的重要取材。
若要追溯，無論東西戲劇都可見數千年以上的案例，只是較難辨認事件本身的真實性與來源、劇作家的取用管道與意圖等，因此無法準確梳理脈絡。其中，事件本身的杜撰、口傳過程的失準等都難以辨認「真實」與「虛構」的界線。直至報刊雜誌興起後，才有彼此參照的可能。以台灣為例，在大正15年（1926年）台南運河完工後，發生不少男女因感情問題投河自殺的事件，被記錄於《台南新報》和《台灣日日新報》中；後續在1930年代，便已有歌仔戲以此為題進行改編，以口白為主，穿時裝，再加上當時的流行歌曲，近似電視8點檔。當時一定要唱的曲子是〈運河悲情曲〉、〈運河哭〉，後來也成為歌仔戲中的流行曲調。二戰之後，亦有電影出現。這類創作陸續出現於歌仔戲「時事劇」，在1930年代內台商業劇場興盛時期同步興盛，時事新聞往往在發生當天就被演出。
取材社會事件，多半帶有噱頭成分，能與觀眾產生有效的共鳴，於是故事內容也重在「奇情」、「怪誕」，甚至多半帶有腥羶色成分。
1979年，台灣電視史出現了第一部警匪電視劇《天眼》，以單元劇方式呈現。雖無法完全確認其中改編自真實案例的比例，但在每集故事劇末作結時，都會安排評論人金培凱講出固定台詞「老天有眼，可以明察秋毫」，明顯有勸誡觀眾不可作惡的意圖。並在中期後，《天眼》會於各集播出後增設單元〈天眼追蹤〉，公布重大刑案的通緝犯照片與資料，呼籲民眾提供破案線索。因此，背後的企圖愈見明確，且連動真實與虛構間的呼應關係，而以「勸世」與「警世」為目的。
其他如《台灣靈異事件》、《藍色蜘蛛網》、《玫瑰瞳鈴眼》、《台灣奇案》等單元劇都在1990年代紅極一時，其中擔任單元劇主持人、或引言人的盛竹如、郭美珠等生產出不少金句，其功能多半延續了《天眼》中的金培凱角色，同時也略帶傳統「唸歌」的特色（後來的電影《血觀音》直接邀請楊秀卿表演唸歌，更突顯與借用其勸世功能）。
這類單元劇除犯罪者本身的作案過程外，其實更強調了警方的辦案過程，素材多來自於當時台灣的重大案件。其流行在於能召喚民眾的恐慌情緒，以及滿足好奇心，因此在案件選擇上也會傾向相對曲折離奇的發展，或是透過改編加重這部分的比例。作為類型劇的其中一種，犯罪紀實改編戲劇在後續發展過程中，開始產生一定程度的刻板結構，甚至過度簡化犯罪的成因。因此，一直以來都被批評有「引導犯罪」的可能，在原本意圖的警示作用下，反而構成一定程度的反效果。
YouTuber志祺七七曾在《越狗血我越愛！像《玫瑰瞳鈴眼》這種「真實犯罪節目」是怎麼出現的？《追劇七七》EP023｜志祺七七》影片中，簡單整理出不同時期對於犯罪紀實戲劇的發展，特別提到在2010年之後，民眾接受訊息的方式不再只有電視，包含YouTube、社交與影音網站等陸續興起，單向接受訊息的方式也隨之改變，留言功能、互動環節等都讓作品內容與觀眾觀看產生流動。同時，他也提到女性製作的加入，讓很多相關節目把角度轉往受害者的感受，讓他們不再是個標籤。
也就是說，警世作用不再是犯罪紀實改編的唯一宗旨，更不再是用來捕捉觀眾獵奇心態的誘餌，這類戲劇改編開始著重於犯罪的成因與心態、受害者的背景與心境，更從單一人物指向更大的社會結構。《我們與惡的距離》（2019）、《我願意》（2022）、《台灣犯罪故事》（2023）等戲劇作品都在這個時期誕生，也引發後續更深層的討論。
同樣地，在現代劇場裡，犯罪事件的取材常被包裹在不同作品中，像是阮劇團《十殿》將較早的「台灣五大奇案」作為元素來發展故事。近期相對與真實事件靠近的是2023年國家兩廳院秋天藝術節首演的《罪．愛》，編劇詹傑爬梳日月神功事件，藉此表達生命背後的複雜性，而非純粹抨擊犯罪者。而詹傑今（2025）年也將以發生於1985年屏東的「陳高連葉毒殺兒童案」為素材，改編為《甜眼淚》，以及未來將發展成影集作品《她殺之罪》的其中一季，更著重於「女性犯罪者」這個面向。
犯罪紀實也被用戲劇以外的形式表現。文學作品當然始終是重要媒介，但近年更多報導文學、非虛構寫作的出現，其實打開了更寬廣的書寫與閱讀視野，同時也重新界定虛實界線。此外，Podcast作為一種新媒體，也不乏以犯罪事件為主要內容的頻道，如《我在案發現場》、《阿善師鑑識實錄》等，其中參與事件討論者有受害者家屬、參與辦案的警官與法醫、犯罪研究專家等，真實人物的現身不在於獵奇，更觸動在事件邊緣觀看者無法觸及的心聲與處境。
整體來說，我們並無法否認「警世」終究在犯罪紀實改編戲劇背後隱隱發酵，也就是透過這些改編、或講述而有抑制犯罪的可能，但警世的方式與角度卻隨時代開始有明顯轉變——創作者不再用驚嚇、恐嚇等方式來表達犯罪事件，也不再是將事件與人物塑造成正邪對立的刻板面貌，而是深究每個事件背後更複雜的因素，讓作品本身面對的不再是單一事件的不再發生，更期許的是社會結構的探究，讓這類事件與人（無論是被害者、犯罪者，甚至是辦理這類事件的員警等）有被理解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