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莎》歌劇在形式上最令人矚目的做法就是多語言的使用。主角娜塔莎來自烏克蘭，但生活在德國，因此她說著以上兩種語言，而阿拉托則以日語對應。多語言的做法是來自於劇本作者多和田葉子、指揮大野和士及導演克里斯蒂安．雷特（Christian Räth）等人的構思，不僅是形式上的實驗，而是關乎於歌劇主題核心與哲學觀點。
愛是超越一切的力量
事實上，多語言的使用反映出了一些特殊的意義，首先，劇中主角經歷的災難是跨文化、跨種族的全球性問題，雖然語言相異，但論及海、火、金錢等，都與人類的危機息息相關。兩人共享的一段旅程，也顯現了對於現代人國界與身分的流動性，在災難中，受害的不是說著某個「語言」的群體，而是地球的共同體。再者，劇中多種語言同時疊加發聲時，刻意模糊化了語言，觀眾不管是不懂或是聽不出來，都讓文字本身所代表的意義降低，而更接近「音樂」與「情緒」的表現（非純粹當作溝通工具）。仔細分析歌劇的鋪陳，也可以發現不同語言似乎具有不同的聲音質感與文化意涵，例如德語（特別是《浮士德》的語句）傳達哲學思辯與權威性；中文在引用《國殤》時帶有古典的哀傷；日語用於主角內心獨白與情緒低語；英語與法語用於商業語境與諷刺性的場景。從多方面思考，歌劇就不必局限於單一語言，而是彼此融合、同時歌唱。就像細川俊夫所說的：「更立體地展現我們所生存的這個世界。」
《娜塔莎》是細川俊夫第8部的歌劇，卻是他首度在作品中出現明確調性音樂的作品，在這若干轉折之間，有情感的衝突與安定的用意。他出生在廣島，因此在瀨戶內島嶼及大海的風景中長大，因此「海」的是他創作中重要的元素。在這部作品中，混沌又深不見底的海，到底能創造出什麼？也許正是作曲家根據劇本，透過7個地獄來探詢的問題。有趣的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他坦言自己的學習背景是德國當代音樂，因此被訓練成批判調性、理性分析，並與商業音樂保持距離。但這次不但嘗試遠離達姆施塔特學派（Darmstädter Schule）（註1）、「從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註2）的幽靈中解放」，更擺脫一直以來存在他創作中的日本主題框架。因此他不但加入了流行，稍微研究了搖滾，更有現場即興演奏。他說：「在人類心中有一片海，在這片海裡，不存在國籍，也不存在東西方的對立……對我而言，創作《娜塔莎》的過程，就是傾聽海浪、等待海浪到來的過程。」
就連指揮大野和士都表示第一次看到樂譜時，非常驚訝於許多的調性音樂：「我指揮過許多管絃樂作品，包含歌劇，我原本以為我很理解細川先生的風格，但這次加入了合唱的部分，真令我期待又困惑，樂曲難度極高。」但深入研究時，也發現細川有意在探索不同面向，「儘管這種歌劇作曲風格十分深奧，而且貫注了精心營造的層層張力。」
從大海來，從大海去
這部作品的成功，除了創作及指揮帶領樂團呈現的音樂之外，也歸功於導演雷特。他說：「故事本身帶有非常超現實的質感，所以我選擇了一種能夠『不斷轉換影像』的手法。這樣一來，我就能用視覺把我在音樂中感受到的東西表達出來，或把角色情感的變化具體化。」因此，他在排練中特別強調場景需如電影般無縫接續，讓舞台轉場如夢境般流動。正如他所言：「當我讀完劇本並與細川先生討論時，我立刻意識到這不是一個寫實的內容。畢竟『地獄』是沒有人見過的東西，只存在於我們的想像之中。」因此他呈現的是一些「沒有現實感、沒有重量、能在一瞬間改變」的場景，如同幻想，或是一場惡夢。在這樣的理念下，《娜塔莎》以音樂性、詩意性與戲劇性探索現代社會的人性課題。故事如同停滯時空的惡夢展開，梅菲斯特之孫迫使娜塔莎與阿拉托經歷身心試煉。他們在愛中尋找生存力量，而這份愛成為療癒與轉變的關鍵，象徵對生命的敬意與精神平衡的追尋。
大野和士曾說過：「在音樂上，最後一章可以看作是第一章的回歸；在主題層面，時間與空間已不復存在。可見的、有形的、可量化的事物，在音樂所處理的維度中，被解放了。娜塔莎與阿拉托兩位主角，可能在物理上走向死亡，但這裡真正表達的是一種解放。」在自稱「梅菲斯特之孫」的引導下，觀眾將與娜塔莎與阿拉托這兩位年輕的主角一同展開穿越地獄層層階梯的旅程。細川俊夫與多和田葉子筆下的地獄，不再是但丁神話中的冥界，而是我們此時此刻所生存的現實世界本身；「森林地獄、快樂地獄、洪水地獄、商業地獄、沼澤地獄、焚燒地獄、旱魃地獄」，正是現代社會的映射。主角最終回到「混沌的言語之海」，完成了循環，這也是作品結尾的重要設計。
這是一部訊息量龐大的歌劇，舞台上層層交錯的聲音與場景，要求觀眾既要專注聆聽，也要投入閱讀與理解，宛如一場艱辛卻深刻的精神勞動。幸而由多田葉子撰寫的新劇本文字深邃細膩，值得再三品味。《娜塔莎》最後留下的疑問是：我們是否必須下降到內心地獄的最深處，才能找到一絲希望？或許，若能轉換視角，最深處也正是最高處，為生命開啟全新的遠景。
註：
- 二戰後在德國達姆施塔特新音樂課程周圍形成的作曲家群體，他們以嚴格的序列主義、理性結構與聲音實驗為特色，強調與傳統調性決裂，對20世紀後半的當代音樂影響深遠。
- 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與音樂美學家，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之一。他批判大眾文化與商業音樂，主張藝術應保持批判性與獨立性，對20世紀音樂思想影響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