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者們在接近演出、緊鑼密鼓排練期間,還要分神配合學校各種「奇怪」的時間出動,有時在早上七點就得開始暖身,有時是一天連跑三場,甚至不時還須兵分二路或三路,才能因應學校們都想要的「好時間」。而講座通常不可能「一套走天涯」,舞者還得依講座時間長短及人員組合準備不同素材與內容,種種「壓力」終於逼得讓他們有一天問起:「這樣跑,到底有沒有效果啊?」
藝術行政源於受到藝術感召,「魅力領導者」是團隊的靈魂,行政就是這佈道團的工作人員,然而大多數藝術家們稱說這是「術業有專攻」,該交給其他人做好專心創作,然而就像是巴蘭欽找接班人時問Peter Martins的:「你想做這一切嗎?」「從編舞、排練、監督製作、管理營運、行銷包裝、基金募款?」Peter Martins說:「OK」,巴蘭欽說:「Good」,然後兩個人喝起咖啡聊天你說呢?
「人」,從神權到人權,已走到另一種「神(科技與經濟)」到人(去除被附加的括號)的奮鬥進程。在這進程中,應該被去除括號的,回復自由身,生命力,啟蒙意義的,和藝術一般,追求開放多於封閉,問號多於答案,付出多於回報,先往內,再往外的追尋,叫教育。
僕人領導又稱「服務領導」,服務在於領導者以「先付出」為出發,他╱她最重視是共同工作的人。在位的權威還是重要的,但不相等於權力。她╱他不掩飾地、自知也公認所有的事情都是透過他人╱大家完成的,也將由大家延續未來,而後得以產出欣欣向榮。
如果是舊製作演出,時間大致不會有差別,完全可以預計,也可以準確地說出上半場時間、中場休息、以及下半場的時間長度。但對於新製作可就真不容易了,例如原本預計兩個半小時的演出,可能到了最後變成三小時。這從劇院的角度來看,好像是增加了票券的價值,似乎是對觀眾有利,但往往有些觀眾可不會這樣想,於是「害我回家太晚」、「坐車不方便」,都會成為客訴的內容。
「精疲力竭」是現今音樂學生的普遍現象,「準備充分」的為數不少,然而許多懷著夢想但「準備並不充分」的孩子,在進入音樂教育體系學習後,更是「精疲力竭」;現今在上百個音樂學生中,可能只有少數幾個會有全職管絃樂團工作,能獲得專任教職的更是少數中的少數,其餘大多數都是在一個接著一個的兼任鐘點與演出「GIG經濟」中打轉,雖不至於真的跛腳,但的確在他們的藝術與人生之路上顛簸而行。
很多問題所以無解,正因它被看見的角度,總是大同小異。如果沒有人願意從不同角度去看它,這問題將永遠是那個問題。人的情感就是例子,父母子女,夫妻情人,死結總是打在期望的這一點上,但如果情感可以昇華,關係才會改變。但昇華可以怎樣做到? 藝術創作一直在回答這問題。
我原本的專業是幕後製作,製作過程中,會就觀眾觀看的角度去思考、去檢查、去確認。但觀眾哪裡來就是「另一個部門」的事了。當本身作為一個觀眾,驅使去看演出的是現場演出所能帶來的可能的感動(其他義務性的不說)。最怕的是看完後覺得浪費時間,連娛樂都說不上。換句話說,最難過的是身為觀眾的觀感沒有被重視、或是被需要認知到被重視。
島崎徹的排練,每個細節都要求得一絲不茍,但他同時也讓舞者自我表現,如果動作的味道對了,會尊重舞者所賦予的感受。所以「遵循細節」與「加入自我詮釋」二者之間到底有沒有衝突?其中的分寸該如何掌握?我們需要揣度的分寸是要用教的,還是只能用體會呢?如果對應在行政工作上,按表抄課的執行與自主運作的分寸又該是如何拿捏?
或許是因心覺此生又能再聽多少次花了大半生命創作的曲子,我變得很珍惜每一次聽音樂的時光,總是想好好地把一切聽得徹徹底底、明明白白,掌聲不是重點,而是那在時間流動中樂音所展現的條理、秩序、和諧與情境,這倒也不僅限於自己的曲子,而是每一首曲子,長日將盡、人生無常,已學會珍惜每一次的音樂,每一分的人情,靜心品賞每一刻創作者藉樂音所傳達出的心靈點滴。
人們在鏡像中尋找的,建構的,營造其可信性的「真實」,可以只是一廂情願的「觀看」,而這種一廂情願通過另一種「照鏡」舞台設計把「鏡子」用作開拓自覺性的空間令人從而想到,鏡子反映出來的,不過是別人眼光,它讓人把自己客體化、物化,到頭來卻不自知。當舞台轉化成「鏡子」,反能夠讓觀眾從別人照鏡的過程中受到啟發,啊,照鏡就是這麼一回事。
身為領導者、強者,要有與成員共負的認知,共同負責,共同分享。所以好的製作人不在於多能幹、多有知識,而是要能夠調動起製作成員,藉由引導、誘導,讓成員自動自發去解決問題、困難,也一步步累積每個成員的承擔能力,個個成為互相能夠依靠的整體組織。
芭蕾重要的派別俄國的Vaganova、 義大利的Cecchetti、丹麥的Bournonville、巴蘭欽的芭蕾,哪一種是method(方法),哪一種只是style(風格),又是一番歷史考據的辯論,更深入談起這些細節,有點年紀的評審們都好像變成了「憤青」,悍衛著自己的研究心得,引經據典地加以佐證,為飯局增添了不少好滋味。
幾天前接到某文化局的電話,同仁銜長官指示問我「公部門文化機構轉型行政法人」的事,我話匣子一開就不能自已,讓對方想掛電話而不能;為什麼一提起「轉型行政法人」我就會激動,別無其他,「利弊得失」與「正義」而已,缺乏全面性思維、宣導溝通與配套措施所謂的「方向」「正確」政策,往往只會落得啼笑皆非的「手術成功,可是病人死亡」結果!
安娜的巧思,是把舞台搭起三層樓高,地下的中庭,雖有戶外的裝設如噴水器、公共垃圾桶,但也有大衣櫃、室內餐桌椅和重要的一項,地面是室外用的石磚,牆卻是花紋壁紙。而在這個說不出是室內還是室外的空間之上,是建築物外牆和好多住所的窗戶。這些窗戶局部拉上了窗簾,更多是站了住客在旁邊「觀望」樓下中庭裡每個人的一舉一動。 由於這些人沒有被燈光照亮,他們便像隱蔽的偷窺者,只是當劇中的女主人翁因愛上丈夫之外的男人而既罪咎又恐懼,這些偷窺者便多了重身分:至高無上的審判者。
表演中,發生的相互反應裡,舞監是啟動的觸發者。要成為啟動的觸發者,舞監的預期感、直覺感、也需要通過重複過程積累來學習演員的、設計情境的能量細節。Cue是提示點,之後是發生的事情。所以設計師們(特別是燈光設計),舞監要的不是結論,她╱他需要與你同步去累積相互的默契。所以請跟你的舞監分享你的初衷,讓她╱他能夠在過程中一同理解,最後在最佳默契下完成D day。
在職場上,如果是主管、同組同事、別部門同事丟個包袱,我就把它當成是「接包袱」、把重點說清楚、講明白,也許不同專業之間就比較不會有「你怎麼會問這種問題」的情緒出現了。但是實際上,這樣不帶「批判」的回應,並不容易做到,同事之間如果交情不夠,這種「你丟我接」的往來不容易順暢,那交情能不能夠經過「設計」而被催化出來呢?
「藝術vs. A.I.」的爭辯重點並不在於二者擇一,可確定的是A.I.將會吃掉許多音樂工作,提高這行的入門門檻。既然「AlphaGo會影響未來一千年下圍棋的方式」,我很贊成讓A.I.分析我的作曲,藉由這沒有生命的物體,調整我對於創作的認知,協助發展新語彙、新手法,激發創意以擺脫平庸俗套,讓我對於創作有個全新的態度,它絕對會是我最嚴厲無情的聽眾與無怨無悔的老師。
金錢,真的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處方?當然不是。全片最後一個鏡頭所以強大,便是因為它不止戳破了大家都想用來安慰自己的肥皂泡,並且連寓言的外衣也終於脫了下來還是,寓言在《寄生上流》中也只是偽裝,目的是讓觀眾在無路可逃之際,只能帶著悲觀的結局回到現實?
劇場技術工作人員與編創設計表演者,兩者不同,價值也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但存在同一個體制裡,因此當在將各自價值轉化成實質利益時,就必須建立各自獨立的衡量標準。劇場工作人員清楚合理地依工時、能力、年資來計算。然而創作人員的費用,給演出者貼上價格標籤不是不尊重的姿態,而是給予他╱她的專業作品之對等標準費用。
我有幸在一個被支持的環境下起步工作,我也努力實踐這種「看喜不管憂」的行事作風,缺點人人可挑,但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能夠看到正面的點,才是可以持續走下去的動力。 感謝父親多年來教會我最重要的工作態度,也謝謝他一路相挺,即使到此刻依舊受用。
曾幾何時我們不再認為精神應戰勝肉體,「天生我才必有用」、「完成自我生命目標」是老掉牙的高調,辦公室也不再是個獨特神聖的場域,就算環境不理想、對於工作內容沒什麼興趣,但也必須將心思放在工作上,全力以赴追求完美與卓越,更何況表演藝術是個非營利性的工作,缺乏感動人心的態度與作為又何以彰顯其崇高特質?
《酒神之城》最後半小時的〈施丹心聲〉,於我與《羅馬悲劇》的跋則是相反:由文字到意象,不是要觀者由反思剛才看過的所有東西,從而反思自己,卻是,把七個多小時的內容,推向情懷的高峰:當太陽升起,不論誰是誰,都浸沒在那金黃色所象徵的過去而不是未來裡,英雄,偶像,化成任何人都能投射認同的剪影,演出的最後一刻是狂歡的完成,觀眾席人人站立喝采,給台上鼓掌,也給自己鼓掌。
製作過程中,前期過程所規劃的藍圖,就是中期發展的基石,因此很重要的是,起動者必須要有正確觀念,對於自身的缺乏要有認識,謙遜且要能做一名會正確提問、判斷,做出正確決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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