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年紀輕的七年一貫制二年級的同學,晚上將近十點時在辦公室外頭等著我,禮貌地呈上他們已經籌備許久的班聯會組織章程,以及三個班級一起開會的會議記錄,詳細地陳述他們的想法與目的。我端詳著他們清純又誠懇的臉,感受到一種未來有望的喜悅。誰說現在的年輕人是被寵壞的一群?
即使蕭邦的爸爸是個法國人,但他到底是哪裡人,是他自己說了才算數。就算他的後半輩子都住在法國,但他還是不斷地寫作馬祖卡舞曲、波蘭舞曲,來表達愛國情操與榮耀他的祖國。對於蕭邦來說,「身分」真是個和音樂非常有關係的問題。
談「清楚」,是為了談創作。因為,搞得清楚自己的創作才有鬼!!有誰可以完全了解自己和自己的潛意識?完全透析所謂文化和對自己密密麻麻的影響?有誰確定文字可以完全掌握真實世界?如果沒有,那麼說自己或別人創作「清楚/不清楚、「誠實/不誠實」是在演哪一齣衣冠楚楚的戲?
一個畫者的孤獨,會有利於他沉靜的體味;家人的互相探討,也可以幫他不至於困在自己編結的妄思之中。說好聽一點,她畫畫,家人也都分享了。她要是畫到老,旁邊茶水伺候的,肯定是我。
任何從一個人身上散發出來的東西,都有同樣洩密的效果。無論一個人的外表、他的氣味、說的語言、做的創作、行為態度等都是一樣。你是什麼樣的人就會有什麼樣的表現,就算偽裝也只能掩蓋一時,時間久了真相還是會大白的。
我必須努力地在課堂上擁有那幾塊神奇香蕉的魅力,必須更有料地吸引學生的目光,就像一部精采的電影一樣,能讓人兩個小時都目不轉睛。所以,我是不是該在課堂上把香蕉沾上糖,讓學生覺得有雙重享受的驚喜呢?
「疒」不像死亡是這麼地確定,死亡像塊空白的畫布,可以任意用悲傷、感懷、追思、淡然地放下、平常心這些顏料和手法,揮灑出屬於自己「真實」的作品。「疒」最麻煩的是還活著,而且被丟入不確定的情境中:之後會不會有併發症?會不會是誤診?會死亡?會痊癒?痊癒後會不會復發?如同不確定的愛情,它成了繁殖想像和焦慮的溫床,成了最糾結的張力,成了戲劇性的代言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謝謝《易經》裡這句老話,不息。那些令我如此痛苦的我,既是我也不是我,就像三歲時候的照片,既是我也不是我,是我,因為那不是別人的照片,不是我,因為我已經不是那個樣子了,就像蛇的蛻皮,蟬的脫殼,它只是建立在我的痛苦上面的紀念碑。
我們的意識與直覺不斷地交相運作,讓我們得以正常過日。在直覺的天地裡,感官都是打開的,不只是看得到,聽得到,連呼吸也可以聞得到,皮膚可以接收得到,然後直覺就像樹上自己掉下來的果子,隨手可撿。你問這是怎麼來的,沒人可以回答。
終於,有個人忍不住,說:「拜爾啊~就是拜爾啊!怎麼可能有人不知道什麼是拜爾!?」當我解釋,我從來沒有聽過『拜爾』時,他們用了更不可置信的眼神打量我,這種感覺,就好像一群德國納粹發現有個美國間諜一樣。就像在說,怎麼有人信誓旦旦自稱是美國來的鋼琴博士,但是卻完全不知道這種最基本的鋼琴教材?
比較一下這兩組詞彙:「內在、靈魂、內容」vs.「外在、身體、形式」,會不會覺得前者比較有深度、純淨、紮實、浪漫,後者比較表面、骯髒、輕浮、無趣。這是語言二分後生產的「感覺」,難道強調身體鍛鍊和外在節奏就失去靈魂和內在情感?難道自以為有強烈動人的內在,就可以在台上把身體晾在那裡?
形形色色的出家人,經常在我身邊走過,看過他們快樂地唸經,也聽到他們心中的迷惑。比在家人的迷惑更真實?或者更虛妄?他們也像一般人一樣,在自己生活的舞台上,像一個影子掠過,無人知覺的影子,哪怕,那一位高僧已然成了佛
藝術應該是一種深沉的社會反省,在它的主體性之下經常是批判的、質疑的,甚至是很不社會性的,因此它的獨創性才得以發揮。集體社會在表面上經常以一種坦蕩蕩的態度支持這種藝術的表徵,但卻在面臨難以下嚥的藝術行為時迫不及待地把它邊緣化起來。
住在台灣的這些年,我常幻想可以在飯店酒吧或是餐廳中為一些正在用餐的聽眾演奏。我也發現有些人對此有些偏見,我曾向大學裡的同事提到,想要去找這樣的工作,他回我說:「搞什麼?你是古典鋼琴演奏家耶!你只要多教一個學生,就可以比待在那裡彈一整個晚上的琴賺得還要多!」他真的不夠了解我,我渴望做的事,和賺多少錢一點關係都沒有。
「疒」很適合劇場,就像劇場很愛處理病態的人性,或覺不病態就沒人性,或是觀眾覺得病態但創作者根本沒有這樣想,例如哈姆雷特。除了病,「疒」也會讓人聯想到夢、孤獨、分離、死亡,因此床這傢俱也很常被使用在許多的劇場作品中,一張難以言盡、充滿詩意的「疒」。
這一家人的奮鬥史,如同述說了過去二、三十年,溫州人充滿勤奮不懈的歲月,而且被拍成了電視劇,觀眾看了大多有勵志的感動;而溫州人看了不一定是勵志而已,而是普遍有一種共鳴,再加上一些光榮和深刻的回憶。一步一腳印,溫州人已經悄悄、自然地又邁出第二個改革開放卅年的步子,無可限量地走出去了。
表演是舞蹈世界裡最真實的實踐,我們不只是想它、說它、理解它,更要做它。沒有實際的操作,我的舞蹈世界就會有缺憾。所以自找的,焦慮就跟著創作與演出一波一波地來了又去、來了又去,就這樣也歷經了廿多個年頭。
走路,是一件再普通不過的事,但有些特殊的走路姿勢,會成為一個人很明顯的個人特色。像布拉姆斯,他有屬於他獨特的走路姿勢,他會抬高下巴、豎直背脊,然後把雙手交叉在背後,挺出他的鮪魚肚,並且用這種姿勢走遍了維也納。
但規則的制定和執行真是蠻難的,尤其在狀似自由的劇場裡,常只見概念符號(如河流、監牢、時間),卻不見劇場各向度規則的建立(動作、表演、節奏、音樂、走位、視覺),通常在舞台上真的看到有河流、監牢、時間的象徵物,眼見為憑,誤以為訂了規則,而忘了規則是為了踢球,不是給觀眾看。
在江湖上的表現,要怎麼樣地暢流而不氾濫,要能自由飄盪在江河湖海,又能靜處於涓涓細流;能大魚大肉,又能珍惜菜根;能把佛的語言不亂用,又能把菩薩的語言心思,付諸實行,那可就是精緻的老江湖了。這種智慧的江湖,真的只是一種達不到的痴迷嗎?還是其中另有奧義?
從這些前輩來的啟發,給了我對空間的另一番期待,不論真實生活在怎樣的一個都會,心裡總還有一片土地,在地球的某一個角落靜靜地等待著。終於有一天,我擁有了自己的一小塊地,在台東,一條偏遠公路的某個角落。
第一堂課,老師很嚴肅地告訴我,要我眼睛不要只會直直地看著琴鍵,他說:「不要只是呆呆地看著你的手指,你必須看著舞者的動作與身體展現出來的線條,你的音樂要搭配她們所要做的動作,看著她們,能幫助你感覺律動。」從那時起,我很聽話地把眼睛盯著她們看,手指們則很開心地觸摸著琴鍵。看吧!我真是個幸運的傢伙!
想做主人的焦慮瀰漫整座台灣旅館,因此發展成不管是政治或人民都搶著作主,以致聽不進其他人的台灣式民主。像位用眼淚和激昂語調來博取掌聲,以掩飾自己沒有表演技巧可以演好主人的演員,或是以高喊社會公義和生命價值的姿態遺忘正在作劇場這件行為,像每天電視裡一堆屁股坐在椅子上慷慨激昂空洞的談話性節目
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箭,把它跟生活和工作扯在一起,把生活和射箭當成藝術來處理,所以不射則已,一射就要投注全副的熱誠,以求不聒噪,或不被聒噪影響,而見到一片安靜。對我來說,射箭和生活如果能夠這樣,那就是「追尋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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