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緊張了,當那個容易彈錯音的段落愈來愈接近時,我不由自主地開始禱告,我心裡吶喊著,用盡了全身的渴望乞求著:「親愛的天父,拜託讓她彈對所有的音,拜託,拜託。」而當我女兒完美地彈奏完那討厭的段落時,我居然抬頭仰望著天花板,非常誠懇地對著天花板說著:「感謝主!」
當真實生活中的她跟戲碼中的她接合,她突然徹底地失去自信。她再不知該怎樣跟這個決定離開她的前男友、合演這一場結局沒有任何希望的戲。現在舞台上頭的生活,竟如此逼真地影射著她現實的生活,她正視舞台、就得正視自己。
在優雅精緻音樂的養成教育過程中,是絕對需要自我要求、對音樂品質也絕對不容妥協的,就算對待孩子們艱困的環境需要寬容與諒解,但對音樂本身,完美演出的標準絕沒有降低的可能性。
音樂、藝術真的偉大到可以成為跟納粹妥協的正當理由?有沒有可能那妥協所造成的象徵意義,使音樂、藝術蒙上了陰影?誠如少校所說,希特勒自殺後,他們找福特萬格勒指揮哀樂,是因為他們認為他代表了納粹!是否一九三三那年福特萬格勒就該運用托斯卡尼尼製造出來的情勢快快離開,即或不能,也該就此退隱藏才,等不義的世代過去,再出來為藝術之美效力?
茱莉亞的人生早已經是舞台上的戲碼的一部分。還能對她真心真情的,是母子親情。她的兒子喚醒了她。於是茱莉亞為了讓人生徹底地真實起來,她決定逆向操作。過往,舞台是一切,真實人生真假莫辨、是只為舞台服務的;但這一回,她要讓舞台為真實人生服務,她要把真實人生置放上舞台。
在相較上比較正義的社會,人們可以單單選擇音樂,音樂自會將它內涵的人道精神發揚光大。可是在不義的世代中,樂器與槍彈必得並存。因為在藝術之上,還有生為人必須有的自由、平權、尊嚴,人道主義在不義的世代,絕對有比藝術更高的價值。
《巴黎不打烊》儘管以浪漫戀情作結,因而使原本提問、省思都甚強的電影主題,流於膚淺的結尾,但這部電影終究就藝術與有錢階級時尚的模糊分界,提出若干很好的問題:為何藝術變成布爾喬亞時尚人物的高級消費,從演奏者到聽眾全都得衣冠楚楚儀表堂堂的正襟危坐?為何因愛與生命力被創作出來的藝術,一不小心就會成為一種奢華名牌的類似物?
如果音樂中沒有人,只剩了音樂本身,也不過就是一個優美的墳場罷了。正因班斯看見這個危機,他突然選擇了停止聆聽,這決定使習慣被聆聽的艾達突然被棄置於孤單的荒漠中,艾達先是錯愕、而後深深感受到寂寞,突然間,鋼琴對她來說就不再有意義了,因為她享受過專注地被聆聽的經驗後,便不再能滿足於在音樂中的自言自語。
紐約無論對自己人或是外來人都不妥協,飛躍在地底下的地鐵,或是在林肯中心的紐約愛樂開季音樂會,就算是經濟不景氣,或是恐怖主義,都抵擋不了他們的生物時鐘,就像表演藝術裡的那句名言:The show must go on, no matter what。
打從法蘭西斯科‧羅西的《唐喬望尼》、《卡門》之後,已二十年沒有名導演想拍歌劇電影。舒馬克這回上陣,大抵拍出《蝙蝠俠》水平,但沒有超越《紅磨坊》或《芝加哥》的新意。錯不在導演,而是全片高漲的「韋伯意志」。
要成為一位老師搞不好很容易,但是,若要成為一位能引導學生、因材施教、有耐心、有愛心,又能啟發學生、觀念正確、對學生有好的影響力的老師,就非常不容易了!所以,如果一個想學音樂的孩子,能遇到一位這樣的老師,那當然,這個孩子不會變壞。
另一個公證紀念日,只有在記得時我們才會慶祝。方式通常只是寫個卡片,還是一起吃個晚餐,或是給對方來場按摩而已。但今年,我突然在公證日那天下午想起這件事,而且我有個靈感,想要來唱那一首我正在認真學、好美的台語歌送給我太太。她並不知道我在學這首歌,所以這一定會是個驚喜!
當我發現一顆小小的蛋在鳥籠裡時,我驚訝得目瞪口呆。接著,我開始興奮得手舞足蹈,那就像你拿著對中大獎的樂透彩券時會有的亂跳亂叫一樣。我等不及要告訴別人,但是當時,我太太不在家,我的兩個女兒都在學校。我看著我家正懶懶地倒在地上睡到打呼的黃金獵犬珊迪,忍不住把牠搖醒,對著一臉疑惑的牠大叫:「珊迪,我們有小寶寶了耶!」
就在《原子博士》首演的當時,鄰近的矽谷聖荷西美術館正在進行以《科學怪人》Frankenstein為主題的展覽。 其實這是一個完全合理的藝術與社會結合的現象,因為到聖荷西來,你期待的是一個高科技的城市,而《科學怪人》這部小說,其實是一部結合文學、科學的完美著作。既然來到這裡,就來感受一下在科技撞擊之下帶來的文化創意。
在平常的演出裡,我都會期待可以彈奏演奏廳裡最大的九號史坦威鋼琴,那就好像有機會可以開法拉利跑車在大街上閒晃一樣,那種拉風的感覺實在很好。踩在鋼琴上這廿秒,不只是這段的高潮點,也是整齣戲的高潮。但是,就是因為那廿秒鐘,沒有場地願意讓我踩他們的鋼琴。
我還要再仔細地看一次劇本,看著看著我會愈來愈像他,他會愈來愈像我,我不也是曾經一個人地走過許多人潮,無垠的海洋包圍過我,一時看不到過,一時想不通過,唯一想通的是,時代不可能會回頭的,希望他們找我演是找對了。一個波濤滾湧、方興未艾的年代,當我們一起走過的時候,勇敢地走過,不過孤獨或其實不孤獨地,我都更了解了一番中國
當我在充滿了碎石子的砂地上跳舞,頭頂著的是被特選出沒有高照的太陽,我一邊舞動旋轉,腳底數十塊骨頭正努力地在充滿變數的地面上辛苦運作以保持平衡,上身與肩頸表情也盡力和下半身的掙扎分家,用一點僅存的浪漫,去享受這個難得的環境所帶給我的刺激與感動。就在這時,我真的、真的很懷念那一片被打理妥當、卻哪兒也帶不去的舞蹈地板。
假如總是牽著相信的手,牽到忘我,忘了相信都有假如為前提,回過頭想想,如果這世界是由假如所構成的,那真實又是什麼?寫實主義的「假如」又是什麼?希臘悲劇的呢?想到有那麼多「如果」的可能性可以在劇場中玩耍應該會相當開心吧?
當我們在混沌的哭聲中,從母體分離出生,在無知的狀況被命名後,即開始進入了家族的成員、國家的公民、語言的系統和慾望的鎖鍊。從此,「名字」像在僅有薄弱月光,漆黑的大江大海上,唯一可以攀附的七彩救生圈
不管哪一種,「報」都是一個審判的情境。完全符合現在多數媒體的「報導」,同樣是秉持著公平、公正的面貌的一場審判大會;更不用說「報仇」基本上就是懲罰有罪之惡人的正義行動。
劇場中「言」不及義的重要性正在於因為言永遠不及義/藝,所以,需要有更多的言外之物。在創作和表演中,「言」與行之間、行與義/藝那夾層之間莫名、不可測、神秘的宇宙,才是真正的意義
唐納倫(Declan Donnellan)在《演員與標靶》裡開宗明義就說:「表演並非人類的『第二天性』,而是『第一天性』是一種人類成長及生存的機制。」畫下「我」這甲骨文的老祖宗很幽默,看透了以這表演的道具為「我」的核心圖騰。
龍,不愧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圖騰,龍偷偷透過想像的神祕管道,鑽入食衣住行的生活起居各個細節裡:生要生龍子、死要埋龍穴、廟有盤龍柱、山有蟠龍臥、端午划龍舟、佳節舞龍慶,黑幫電影裡有龍頭老大,災難片裡還有會追著人跑的龍捲風,廚房浴室裡有關不緊的水龍頭,還有很多很多跟力量、豐收、變化有關的象徵和成語。
「國」成了政治人物的工具,「或」才是我們這些死老百姓的真正感受;前者努力地定義邊界、煽動對立;後者雖然常被迷惑,但也具備跨越邊界尋求「或」許有更多元自由天空的飛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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