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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亞洲｜在南方（二）

阿道．巴辣夫．冉而山 X 瓦旦． 督喜

身行未知的複數差異，交換無盡的神話與歌（上）

探究台灣身體表演，無法忽視當代原住民藝術。歷經多重殖民與遷移的過往，具原民背景的藝術家在創作之始，面對的往往不只媒材與主題，而總是觸及生活環境、族群政治、身分建構和自我認同下，現實及幽靈相互糾纏的生存狀態。 近年，「亞洲」成為新一波策展潮流，具原民背景的藝術家似乎也被推上浪頭。阿道．巴辣夫．冉而山（Adaw Palaf Langasan）與瓦旦．督喜（Watan Tusi）兩位不同世代的創作者，都在成長階段自部落來到台北，於90年代先後加入「原舞者」舞團，其後各自開展饒富哲思與隱喻的身體實踐。 在他們身上，亞洲不僅不是一道理所當然的命題，亞洲概念對他們個人和創作的作用力，更突顯了其處境之殊異。阿道從寫作出發，投身揉合樂舞、行為、神話與劇場的道路；瓦旦以田野記錄「腳譜」，在重構土地與身體的關係中挖掘樂舞創作的可能。他們的經驗與思索，也許是能帶我們穿越亞洲迷障的引路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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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亞洲｜在南方（一）

勞動、遷徙與歌唱

《多過必要》的日常縫隙

2021年11月，為了半年後將在台北當代藝術館舉行的《非遊記》發想新作，策展人帶我們到東協廣場進行場勘，當時我們對新作的想法還非常模糊。 中午我們在一間附設卡拉OK的泰國餐廳用餐，遇見聲嘶力竭歌唱著的泰國移工蘇塔，他的桌上已經擺滿了酒瓶。不禁多看了幾眼。傍晚透過策展人關係，體驗了樓上的泰國夜店。夜不夠深，人還不多，我們窩在牆邊的位置，觀察著可能成為題材的各種現象，又得勉強配合電音擺動著觀光客的身體。 突然間又遇見蘇塔，爛醉的他走上舞池，以獨創又怪異的舞步，成為夜店的中心。我們向爛醉的他搭訕，要了他的臉書。 後來陸續在線上接觸了幾次，約好在4月，也是宋干節（編按）的一個週末，再次到東協廣場開拍。拍攝內容和場勘那天見到的差不多，只是這趟玩樂多了劇組，蘇塔則會拿到一筆演出費。拍攝過程中，蘇塔問翻譯，這部影片會在哪裡播放？當他知道了是當代館以後，很誠懇地表示了他的困惑：「會有人來看嗎？」 蘇塔的臉書上有許多自彈自唱的影片，其中有一首歌我們覺得特別好聽，並且請他在片中唱了兩次。這首歌叫做〈เกินความจำเป็น〉，用Google直翻是More than necessary，中文應該翻作「不必要」，但是若直翻成「多過必要」，好像就為這些享樂的日常體會，給出了一個位置。 （編按）宋干節（Songkran；วันสงกรานต์），俗稱潑水節，為泰國的傳統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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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亞洲｜路徑03：機構現場

國家兩廳院：成為連結歐亞的藝術樞紐

2017年，國家兩廳院在30周年之際進行組織調整，在節目企劃部下單獨設立了國際發展組，此舉對應著兩廳院對自身成為「亞洲場館」的定位期待與發展策略：作為台灣最老牌藝文場館，兩廳院長久以來與歐美表演藝術界的關係深厚，並引進了不同的演出與創新概念，卻對亞洲的創作發展與交流十分陌生，也因此開始思考其中發展失衡的成因。 重訂國際發展策略，直面失衡的亞際交流 在此思考之下，兩廳院先於2019年舉辦了兩日的Asia connection論壇，邀請來自日本、韓國、柬埔寨的藝術機構策展人，從他們自身與亞洲藝術家的策展合作經驗，分享對於「亞洲連結」的經驗與看法，相互激盪產生連結的可能形式。論壇中，與會者從製作面與各國文化政治生態開啟認識，卻也發現其實亞洲場館間的相互連結與作品邀請不多， 整體的創作品味更是偏向西方。 國家兩廳院副藝術總監施馨媛表示，19世紀開始的西方現代主義為「當代藝術」創造了一個分水嶺，不在現代主義的角度下發展的當地藝術，都被稱為傳統藝術，而成為所謂的「傳統戲曲」：「所有的當代，不論是舞蹈、戲劇、文本都是以西方的脈絡發展為基礎並作為學習對象，反而因此忽略了亞洲的脈絡。」除了彼此對亞洲藝術家與創作狀態缺乏認知之外，在論壇討論中，兩廳院也發現亞洲缺乏共製的生態系統，無法像歐洲一樣經由共製進行資源串連和發展巡演。為求平衡表演藝術美學的東西方失衡，也希望透過有策略的計畫發展亞洲的共製生態系統，並形成一個交流平台，協助形塑亞洲觀點的作品，因而產生了「亞洲連結：製作人工作坊」（Asia Connection: Producers Camp，ACPC）3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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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亞洲｜路徑03：機構現場

文化與戰爭

「亞洲」概念的流變

歷史上，不斷重塑亞洲地理與身分認同的力量，與戰爭息息相關。我們可以從3場戰爭大致勾勒「亞洲」這個概念的流變：二戰、冷戰、新冷戰。而在這3場戰爭中，形塑「亞洲」概念的，分別是日本、美國，和美國。 亞洲，邊緣的話語 眾所周知，「亞洲」是一個西方詞語，古希臘語Asia的意思是「東方」，本是指稱希臘以東的鄰近地方，後來隨著「中東」、「遠東」等詞語的發明，才涵蓋了太平洋和印度洋所環繞的大陸與島嶼。從這個詞源來說，「東亞」，East Asia，剛好是「東方的東方」，東方的最邊緣的意思。而事實上，歐洲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正是以這種地理上的遠近法思想亞洲的，比如黑格爾（G. W. F. Hegel），他把距離歐洲最遠的中國和印度，看成文明發展階段的幼童，敘利亞和埃及、希臘、羅馬分別是少年、青年、成年，日耳曼的基督教文明則象徵著站在高峰上的「絕對精神」。就這樣，以歐洲為中心，空間上的遠近被固定成時間上的遠近，而遠近關係又決定了文明階序上的高低。 其後，像是「為什麼資本主義不是在亞洲出現？」「為什麼亞洲必須靠西化才能現代化？」這些問題，或這種問法，都有意無意沿用了黑格爾排列世界的方式。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歐洲中心論，雖然經常是貶低，有時候也會用來捧高亞洲，比如說亞洲相較於個人更重視群體，感性比理性更發達，更空、更無、更不可說等等。凡此種種，無論是污名化還是浪漫化，都是以「亞洲是歐洲的相反」為前提，為了反襯歐洲的民主、自由、科學而建構出來的，歷史學者宋念申稱之為「亞洲反題」。 既是反題，當然只有地處大國邊緣、長期處於劣勢的周邊國家，才會自命為「亞洲」。此所以，當19世紀爆發中英鴉片戰爭、美國黑船打開日本鎖國之時，中國還是不大有身為亞洲一員的危機意識他以天下自居日本卻說什麼也要跟西方爭奪亞洲的話語權。正是在這個時候，福澤諭吉發表了〈脫亞論〉，主張西風東漸，勢不可擋，按照優勝劣敗的法則，東方民族唯有在日本帶領之下「脫亞入歐」一途。相對地，岡倉天心則在《東洋的理想》中提出他的「興亞論」，認為亞細亞民族非但不次等，還發展出偉大的宗教與倫理思想，因此，比起偏好科技和戰爭的歐洲人，更了解維繫世界和平的愛，而整個日本正是一座匯集了亞洲文明的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