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PAR表演藝術》雜誌為對象，搜尋「跨界」這個關鍵詞，會跳出94篇相關文章，最早一篇是在1998年底刊出的內容，談論歌舞伎與巴赫音樂的跨文化、跨場域創作。隨著時間推移，舉凡裝置藝術與表演藝術間的交錯、傳統戲曲與當代表演的共創，再到科技展演與表演創作的多元融合，10多年過去，「跨界」一詞的定義不斷發展、演變，究竟什麼是跨界？跨界又能帶來什麼可能與提醒？在作曲家王希文、編劇詹傑與導演郭文泰眼中，各有相似與相異之處。
過去10年，隨著臺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臺灣戲曲中心、臺北藝術中心陸續完工，加入原本孤單的國家兩廳院行列，台灣劇場圈因而進入圈內人戲稱的「大劇場時代」。再加上地方文化中心整裝改建、也有不少空間挪作表演空間使用，整體座位席╱待賣票數翻了好幾倍。業界討論逐漸從「場館不夠用」，轉移到「觀眾在哪裡」的困惑。（註1） 「觀眾在哪裡」不只意味創作生態的市場考量、產業結構與成本回收。表演藝術既然作為現場藝術，唯有觀眾的存在，才能實現作品的存在。撇開利益取向的商業操作不談（雖說談「錢」也很重要），創作者面對什麼樣的市場、去哪裡尋找潛在觀眾，事實上也都本於「如何用創作和觀眾建立關係」。本文因此自音樂、舞蹈與戲劇領域，訪問捌號會所、壞鞋子舞蹈劇場（後簡稱壞鞋子）與窮劇場，一探創作者以團隊為出發點、和觀眾連結的策略與思考。
表演藝術涵蓋舞蹈、戲劇、音樂等多樣形式，深植社會，易於感染人心，舉凡表演者或欣賞者，都能培養出強大的共感力。除在表演藝術場館中可以見到演出之外，近年亦有博物館、美術館、文化園區等「非表演藝術」領域的文化場域引進表演藝術，如國家人權博物館（後簡稱人權館）、國立臺灣美術館、臺北市立美術館（後簡稱北美館）、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等，在借鏡彼此的藝術功能與素材的同時，也賦予表演藝術新的角色與使命。本文將從人權館與北美館兩個案例，來思考這樣的做法究竟是藝術內涵的賦活、還是本質的削弱，也重新審視彼此的訴求與需求。
表演藝術作為文化政策的一環，若「中央政府」的責任是擬定文化的核心理念與發展方向，那麼「地方政府」就更直接面對演藝團隊與一般民眾，更得成為多方的橋梁，甚至是接受與轉化任何政策、事件等因素帶來的衝擊。本文將從「表演藝術推廣與輔導╱助」的面向切入，探究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也揭示其中困境；但不同縣市涉及地理環境、交通建設、人口組成、政治角力等因素，必然在發展的脈絡與取向、面臨的問題與挑戰等會有所差異，故本文僅能以幾個縣市為主要案例，嘗試勾勒整體的可能輪廓。
文化內容策進院（簡稱文策院）是推動台灣內容產業商業化和國際化的重要機構，透過投資運用與跨界合作強化作品效益與市場規模，協助創作者在現今變化迅速的新娛樂時代中突圍。本次和院長盧俊偉的專訪中，「投資」、「市場」、「產業」是不斷出現的三大關鍵詞，明確指出文策院與國藝會、國表藝中心等中介單位不同的核心任務。以此定位國內各文化內容產業的發展，現狀顯示三者成正比，即市場大、投資多，產業也相對健全。 文策院負責影視、流行音樂、出版、漫畫、動畫、遊戲、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時尚設計與文化科技等10個產業別，自2019年6月成立到2024年9月止通過投審會的產業比例中，影視類共123案，為總案件數76.88%，占比最高；表演藝術為12案，占總案件數7.5%，占整體投資4.97%，資金規模約2.5億新台幣。其中，包含以股權或有限合夥的方式投資公司，或專案投資，前者如大清華傳媒、華文音樂劇，後者如《西門町一番地》、《一村喜事》等。懸殊的投資比例反映產業自身的市場規模，盧俊偉表示，文策院以「投資」為主力，案件的選擇仰賴其「市場潛力」，並不預設方向或進行資源的平均分配。影視產業在台灣的市場規模，在這10個產業中相對較大，使得其投資案更具市場潛力和報酬率。 從演藝團體轉向公司化經營 根據台灣文化政策長年發展模式，表演藝術團隊熟悉補助機制，對於「投資」形式相對陌生，盧俊偉指出，「補助」側重作品製作面，評估其品質與完整性，補助成本面，但「投資」不僅考慮這些因素，還重視商業市場性，「投資一定講求回報，我們的目標是協助表演藝術界走向商業化。」 盧俊偉比喻，表演藝術現在是一座池塘，如今要讓它變大成一座湖泊，需要注入源源不絕的活水，因此除了政府投資額，還須引入民間其他產業的資金。跨產業投資看重作品潛力，也考量團隊能否長期穩定經營，然而，國內表演藝術團隊目前多為演藝團體，投資方更傾向投資公司，因此「從演藝團體走向公司化經營」是實現商業化的第一步。為此，文策院規畫「文化創業加速器」，若團隊有意朝公司化經營，擬定組織架構與商業計畫後可申請加入。入選者除獲得培訓資源，文策院亦將媒合天使投資人，「初期金額一定不會高，因為資本規模不大，但我們至少讓新公司進入種子輪、天使輪的成長軌道，前提是團隊本身要有事業長期經營的概
日前國家兩廳院與輔仁大學心理系合作的大師教師研習營，邀請到全球首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舞蹈與社會共融聯合主席、世界藝術教育聯盟的創始成員、現任奧克蘭大學舞蹈研究系主任長達17年的Ralph Buck教授，分享他對未來舞蹈教育的新想像。 Ralph Buck提醒舞蹈教育的初衷與使命：舞蹈是一種力量，試圖打破種族、文化與身分的界限，為更多人創造肢體表達的機會，促進學生的身心發展，也在廣度上為社會創造改變。 Ralph Buck於舞蹈教育所關注的重點是： 參與者如何透過舞蹈教育的途徑，在身心上獲得改善。教育成敗並不是在於比賽的成績表現上，而是師生之間的交流互動過程、舞蹈於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成為連結社會的工具，達成培養21世紀核心技能，練習團隊協作、創造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舞蹈教育的理念：In╱About╱Through 三層次核心 舞蹈教育者的動機不能停留在理念層面，而是應透過實際的教學設計落地。Ralph Buck邀請參與者們透過舞蹈教學體驗課，於愛爾蘭的傳統民謠中，藉由簡易的肢體動作，引領教學方法搭配輕快的音樂節奏，循序漸進地與身旁的參與者一起設計雙人舞，讓參與者們融入舞蹈所經營的群體氛圍，培養舞蹈所帶來的創造力。 「不要輕易忽視傳統。」是Ralph Buck教授所傳遞的重點。教育核心在於連結過去與現在，舞蹈使動作與音樂形成溝通的橋梁，社交舞蹈是娛樂項目，更是一種社會連結的實踐形式，讓參與者們能在互動中，體驗彼此的文化與情感交流，感知身體的可能性和音樂的文化意義。 老師在教育中扮演重要的引導角色，以身體語言帶領學生理解舞蹈背後的故事與情感，藉由自身探索「什麼樣的感覺是有意義的」，而非僅僅完成動作本身，既能提醒學生們敏銳地感知當下，更能透過身體互動增近人與人的關係。 Ralph Buck指出，舞蹈教育的三層次核心包括： IN「何謂舞蹈」：強調身體的開發與心理素質的培養，幫助學生面對挑戰與學習過程。 ABOUT「關於舞蹈」：課程結合舞蹈文化與歷史，連結當代社會的背景意義。 THROUGH
本次講座緣起於今年國家兩廳院與「京都國際舞台藝術祭」（Kyoto Experiment）的合作交流計畫，由台灣藝評人余岱融赴日參訪Kyoto Experiment、日本藝評人山﨑健太來到台灣的秋天藝術節，希望透過交流活動開啟雙方藝評的對話。本次的講座的主題為「藝起聊聊吧：台日藝評人交流對談」，並由余岱融、山﨑健太進行對談，分享他們在兩個藝術節中看見藝評及創作實踐的不同樣貌。 希望改變的現狀：山﨑健太的藝術評論之路 首先由日本藝評人山﨑健太介紹目前日本藝術評論的現狀，他從10年前開始從事藝術評論，5年前則開始參與劇場的營運。在日本的藝術評論界，會經常針對一些少數族群的議題進行交流，例如性別、年齡，以及移民的身分認同等。這次參訪秋天藝術節，能有機會與台灣的劇團進行交流，對他來說也是十分珍貴的經驗。 山﨑健太提到，日本在藝術評論方面的媒體資源其實相當匱乏，尤其是針對「戲劇」的評論。目前主要有3本雜誌可以發表相關評論，第一個是《悲劇喜劇》（Tragedy and Comedy），它是日本最知名的藝術雜誌之一，曾經是每月出版的雜誌，現在則改為雙月刊。第二個為《La Teatro》，這本雜誌至今仍是純紙質媒體，目前是以月刊的頻率發行。最後則是由AITC Japan出版的《Theatre Arts》，出版的頻率為一年出版一本。 除了上述傳統的紙媒，還有一些藝術評論相關的網站，分別是Theatre Arts、Artscape及由京都國際藝術祭主理的SPIN-OFF。但真正以戲劇評論為主的其實只有Theatre Arts而已，即使如此，在2023年在此網站上關於戲劇類的評論也僅有13篇。雖然今年度的數據尚未出來，但目前大約有超過20篇。即使在數量上比起去年多，但以一整年度而言並不算多。第二個網站ArtScape，山﨑健太雖然也在此寫過幾篇表演藝術相關的評論，但它刊登的主要是美術相關的評論。由上述戲劇評論的發表數量及頻率來看，意味著在戲劇領域的評論，實際上幾乎沒有可供藝評人發表的地方。 因此，山﨑健太決定成立自己的評論平台，並將之名為「紙背」。《紙背》在實體雜誌與網路皆有經營，實體雜誌自2017年5月開始出刊，每期會介紹3個作品，每個作品都會有兩篇評論，以期提供不同的
現世未來得及完成的創作，如何借軀還魂續寫下去？ 長年遊走於多重媒介表現的藝術家彭弘智，一直都在各領域間來回跨越。在他獲得國藝會「藝術未來行動專案」獎助的最新計畫中，這一跨，竟也從陽世跨到了陰間，隔世追查逝者遺願。名為「未完成之作當靈媒作為編劇」的新創作，其念想可謂呼之欲出：彭弘智邀請了靈媒，向周逸昌、田啟元、陳明才這3位台灣小劇場史上的重要人物招魂，詢及他們是否有待完成的未竟之業？又如何跟逝者的靈魂協作編劇、一同創作？ 本次專訪中，彭弘智將娓娓道來這項新計畫最一開始的起心動念，如何逐步發展出整體的構想。此外，也分享了一路以來對周遭事物的思考，如何進一步顯影在他最新的創作軌跡之中。
彭弘智邀請了牯嶺街小劇場館長姚立群擔任表演藝術顧問，前後透過靈媒居中與3位小劇場先賢溝通，最後再找來跟他們關係深淺不一的人物，一同完成這項陰陽兩造之間的「跨界」計畫。 靈媒：為對話而展開的跨界溝通 這次的「未完成之作」計畫中，錄像作品主要拍攝場景在台南麻豆代天府，其著名景點即是復古的台式地下鬼屋「十八層地獄」，以及地上那有著壯觀巨龍的「天堂十景」。在這半世紀前興建的陰曹地府中，老舊機械讓似人非鬼的一具具偶給活了起來。「整個麻豆代天府的空間量體那麼大，天堂與地獄景觀又打造得如此華麗，這一方面是為了警世效果、教育意義；不過讓我思考更多的是，這背後所捲動出台灣的社會經濟發展史。當時一定有一大批專門建廟的工人南北跑透透，建起一間又一間的廟宇，或是早年流行打造那些巨大的神像。現在的廟都不太會再做這種大規劃了，但以前曾經活躍過的那些師傅，現在到底在做什麼呢？」 彭弘智相信，那些被完成後的機械人偶，待在地獄裡那麼多年，裡面應該多少都藏著一些靈魂。「當時幫我燒船的一位師姐也跟我說，像我們畫的人像，靈魂一看到有臉、有眼睛，就會躲到裡面去，然後住在裡面。當我看著那些地獄裡的人偶，就覺得它們很奇怪雖然是不會自己動的物件，但加上電動機械，卻又彷彿會動起來。所以它們絕對不會只是一個人物形象聳立在那裡，而可能會有一些靈體躲藏在裡面。它們的生命，就是這樣介於虛實之間。」 不像之前《正義路安魂曲》是由藝術家來安排與張羅安魂儀式、送走前人，本次的「未完成之作」計畫反倒委託靈媒作為第三方，並將遠逝已久的3位才子給重新喚回。彭弘智很清楚，因為他想直接跟他們說話，「老房子的靈魂主動找上門，但我當時並沒有特別想跟他說話。不過我會想跟藝術家溝通；既然我自己沒辦法跟他們直接對話，所以就找了靈媒幫忙。」 為什麼想要跟他們說話？是因為過去沒有機會認識他們嗎？ 「我們都是創作者，而我也想要跟他們一起創作吧。不過有趣的是，事實上他們是不存在的至少在肉身上、物理上，他們不復存在。當我說我要跟他們一起創作，這就會出現很多虛實之間的灰色地帶。雖然到頭來這始終仍算是屬於我主導的計畫，但是他們從過去到現在都給了我很多的養分。我跟他們的關係會
夏娜．麥卡錫（Shona McCarthy）爽朗親切，思緒清晰，講起話來句句是重點，在她的領導下，愛丁堡藝穗節穩定成長，超過了3700場演出，賣出了超過200萬張票，也曾帶領愛丁堡藝穗節挺過最艱難的時刻。而這一切並不容易，畢竟，愛丁堡藝穗節已經75年了，這75年間世界改變非常巨大傳真、網路、智慧型手機科技徹頭徹尾改變了人類互動的方式，而藝穗節要如何與時俱進？ 「藝術家第一」是愛丁堡藝穗節的標誌 「讓每個人都有一個舞台、讓每個人都能欣賞演出」（Every one has a stage, Everyone has a seat），這句話代表著愛丁堡藝穗節的精神，每一個創作者來到愛丁堡藝穗節都受到平等的對待，而觀眾帶著好奇心而來，擁抱所有可能性，如此一點一滴累積，自由與包容（Freedom and inclusion）成為愛丁堡藝穗節的基石。 但作為執行長的她，是如何確保這個精神呢？麥卡錫提及她上任的前6個月並不急著跳下去做事，相反地，她跟夥伴說：「你們就做你們的事，我不會大刀闊斧改變做法，別擔心。」她專注地觀察、傾聽並學習，從中找到自己能貢獻之處。當藝穗節被記者追著問數字，包含藝穗節演出場次、觀眾人數成長曲線等，是她把舵掌穩，她說：「藝術才是核心所在，我們把藝術家放在第一位，而觀眾像是策展人，一同打造藝穗節的樣貌。」如果說自由與包容是藝穗節的基石，那麼「藝術家第一」就是愛丁堡藝穗節昂揚的旗幟，在此旗幟下，愛丁堡藝穗節的隊伍一路前行，沿途吸引愈來愈多志同道合的夥伴。
「愛國東小聚場」系列講座是由國家兩廳院的駐館藝術家協助規劃，希望透過交流活動，探索創作者未來合作的可能。於9月10日舉行的這場講座，主題為「用魔術說的故事探索魔術在劇場中的敘事手法」，透過劇作家吳明倫與魔術師林陸傑的對談，深入探討魔術與劇場結合的創作可能。
林陸傑表示，自己從小就熱愛小說，而這也對其創作產生重要影響。他認為小說能夠讓人切換到不同時空，進行虛構想像，這對劇場和魔術的創作都相當重要。但許多魔術表演往往流於公式化的對話，可能缺乏意義，這對他而言是一件可惜的事。 小說中的魔術：創作靈感的來源 他特別提到，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在一本小說描述了他去印度遇到一位小夥子為他變魔術的情景，而在一百年後的林陸傑，因為流浪者計畫到印度時，也親眼見到這個魔術。這段經歷對他而言極具魅力，促使他開始深入挖掘台灣小說家們對魔術的描寫，這也轉化為他未來創作的養分。 吳明倫則分享張國立的小說《金陵福：史上第二偉大的魔術師》，書中探討魔術與歷史的關係，揭示義和團對於刀槍不入的誤解，實際上是一種魔術的表現。她近期也閱讀了東野圭吾的作品，描述了一位退休魔術師如何利用魔術技巧解決謀殺案，用獨特視角描寫魔術師。藉由小說運用不同角度去塑造魔術師，這樣的創新思維能夠突破我們原先對於魔術的想像，讓人重新思考魔術的多樣性。 吳明益小說《天橋上的魔術師》中所捕捉有關光華商場魔術師的想像，讓林陸傑感到有趣也深受啟發，他希望將這份魔幻力量透過真實對白傳達給觀眾，讓人體會到魔術的魅力，從而有了與吳明倫再次合作的作品林陸傑《年少時光》 feat.吳明倫《十殿》。
近年來無論國內、外，視覺和表演在藝術實踐上已多有相互跨足與涉入。然而身為一名在台灣的藝文工作者，時常感到策展知識的建立與傳遞，視覺藝術圈比起表演藝術圈要活絡得多。我並不認為兩者在策展思維上有根本差異，但它們的物質基礎、經濟架構、勞力需求和機構體質，確實有所區別。猶記日前視覺背景友人對「現在人人都可以成為策展人」會心一笑，對比我初聞此說的疑惑不解，大概就是目前不同脈絡下策展實踐樣態和養成的差距，最簡要的例證。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後稱北藝中心）和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後稱國藝會）合作辦理的Curatok表演策展人學院（後稱Curatok），無論有意與否，勢必都回應這樣的情境。一方面，在策展樣態及相關補助顯著傾斜的現況下，Curatok可視為國藝會開始投入更多資源到「表演」的策展培育計畫（註1）。另一方面，此計畫簡章開宗明義點出，徵選對象包括表演和視覺領域、有志投入表演策展的新銳策展人。8位來自台灣、香港、印尼、澳洲及愛沙尼亞的獲選學員，也的確橫跨藝術光譜上的不同位置。 這次Curatok為期10天的課程，由臺北藝術節及亞當計畫策展人林人中邀請6位國際策展人共同規劃（註2）。除了閉門課程，行程也包含觀賞臺北藝術節和臺灣表演藝術櫥窗的演出，參與亞當計畫的講座、藝術家階段呈現與駐地研究分享，以及參訪在地機構等。 我將從身為本次學員的角度，梳理這樣的策展培育計畫運用了哪些策略，撐開什麼樣的空間，以及可能為策展（培育）帶來什麼樣的思考。在進入這些討論前，我想簡要梳理台灣的表演策展圖像與現況，因為這也是後續討論的基礎。
Curatok的辦理或許是一個契機，讓我們重審環境對策展（人才）的需求，面對開展策展行動與機制的疑惑。從超越在地的課程框架，可以看出Curatok對於透過引介實戰經驗來擾動藝文生態的野心，並同步推進到國際交流的層面。 策展與節目策畫的不同，在於策展往往是透過策展意識和提問，同步對創作端和觀眾做出邀請，打開創造與對話的空間。今天藝術形式與內容分歧，策展不僅回應著多元的實踐，不同策展類型的目的也不盡相同（例如社群建構、議題探索、美學突破等）。然而，多元的景致也為專業傳承帶來挑戰。Curatok這個以「學院」為名的培育計畫，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在今天，策展還能教／學嗎？ 在我的觀察中，Curatok大概用了幾個方法來面對這個難題：一、學員們首日就自身「策展和藝術上的實踐及研究」進行分享，但不須在課程期間提出策展計畫。二、策展人導師根據學員的分享，以自身策展實踐為例，選定特定主題授課，例如：機構、與藝術家工作、為下一個時代策展、國際共製與連結等。三、保留最後4天早上沒有預先規劃的時段。四、結合亞當計畫和臺北藝術節，讓演出與交流自然融入課程安排中。 在一個由機構發動的計畫裡，這些安排一方面善用並結合其他現有活動，一方面抗拒了機構化思維，像是成果導向、高度明確而僵化的行程。首先，由於學員們背景殊異，大家的實踐及研究分享，為當今策展樣貌與意圖回應的事物，建構出一個框架，成為相互觀摩的基礎，也為所有師生提供了思考和對話的參照脈絡。 再者，雖然要求進行分享，但並未營造出競爭和比較的氛圍（包括不須提出策展計畫）。這看似簡單，但在我經歷與觀察過的人才交流或培育計畫中，並不總能保有這般調性。尤其國際交流計畫往往由大型機構推動，容易傾向要明確落定所有安排細節。同時，這樣的場合總是匯聚資歷相異的專業工作者，怎麼甩開代表資源和地位的隱形帽子，並不容易。Curatok的課程安排，和參與成員的高度意識，很大程度上拆解了伴隨計畫體質而生的各種權力關係。因此，雖然我使用「導師」和「學員」，但我相信其他參與者會同意，在實際相處上更接近與同行共學的氛圍。
然而，策展一定要（面向）國際嗎？當然不一定。雖然從80、90年代到當今的表演策展中，總能觀察到不同規模策畫裡國際藝術家的身影。有些是單純的節目經紀買賣，有些是有意識地透過邀演來打開視野或帶來刺激。反向而言，表演藝術的國際發展一直都是國內公部門獎補助單位用力極深的地方，國際發展在開拓市場、宣揚主體性之餘，能否也成為在地藝文工作者深掘文化實踐意涵的契機？策展人作為一種實踐者，這次直接暴露在國際情境下的培育環境，勢必需要檢視自己和終將返抵之藝文生態間的關係。 然而，Curatok的國際架構也是有作為國際交流跳板以外的好處。在我的觀察中，若能以平等共思的環境為前提，對於「如何解決策展在某一特定脈絡下的困境」或是「如何用策展刺激在地藝文生態」等問題，跨國的成員組成反而有利達到鬆動和突破框架的討論。一方面，學員在解釋自身處境時，能暫時拉開和這些脈絡的距離，其他人則能藉此反思，並理解彼此背負之複雜性。另一方面，雖然來自異地的方法通常不能直接解決我們的問題，但透過深入對話，更能超越自身思考限制，產生啟發。許多導師們表示，著眼國際場合，Curatok是個在策展同行與前、後輩間，少見能允許充足而細緻討論和深度交流的機會。 我認為就「策展可以怎麼教」，Curatok已經有初步且合適的基礎架構。或許在閉門課程還是公開講座，可以有更細緻的案例分析，探究特定的策展思維如何推進為具體的策展結果，帶來類似前述、但更為深入的啟發過程。另外，這次的導師人選目前皆服務於表演藝術機構（部分過去擁有視覺機構經歷），若此培育計畫也意在開創不同場域和脈絡下的表演策展，應可納入不同背景的導師，也包括來自台灣的人選。
成立35年的舞蹈空間舞團（下簡稱舞空），於昨日（2024/10/23）宣布舞團暫離創作舞台，自「TAIWAN TOP演藝團隊」的行列中退出，放下卓然有成的創作紅海，後續將轉型於專注開發「舞蹈欣賞推廣」的藍海，盼以至少5年時間走入校園，深耕藝術教育，拉近舞蹈與觀眾的距離，為台灣這塊土地的未來，埋下舞蹈的種子。 成立35年的累積 始於一條難走的路 舞空是台灣少數有10名全職舞者與專業藝術行政的舞蹈團隊，成立以來不僅在編舞家與舞者的培育上不遺餘力，也是台灣舞壇與國際舞台連結的重要樞紐。多年來已與國內外58位編舞家、274位設計者，共同打造出92齣舞作，並與曾參與其中的109位專職與85位客席舞者，攜手豐富了台灣當代舞蹈的面向。舞空作品風格多元，不僅有以東方元素為出發的系列舞作，亦有對社會議題的爬梳，或是以影像、科技與音樂為出發的各類作品，甚至還有為親子觀眾為主的《不聽話的孩子》、《史派德奇遇記之飛飛飛》、《藍騎士與白武士》等老少咸宜、膾炙人口的舞作。 創辦人暨藝術總監平珩回看35年一路走來的點滴，首先笑說她選擇了一個很難走的路：「在歐洲，一個舞團和不同編舞家合作的狀況很常見；在台灣，則是由舞蹈空間首開這樣的創作模式，為的就是能在舞團的基因中保有多元的特質。」也因她的創作理念，讓團隊每次推出新的製作都極具挑戰，舞者與編舞家的磨合也都是從頭再來。當然，如此的確讓舞蹈空間舞團活力豐沛，開創出與時俱進、甚至超前一步的肢體語彙。「但在台灣，與製作導向的舞團與單一編舞家的舞團相較，舞空觀眾群的養成較難。」在面對薪資、物價上漲等現實壓力，與疫後舞蹈觀眾的流失及市場變化下，她才萌生了舞團轉型、專注於推廣的心念。
在藝術愈來愈朝向科技發展的時代，我們似乎正逐漸遠離實體操作的感官體驗。然而，藝術家邱昭財的作品卻是逆流而上，透過他精心設計的互動機械裝置，喚醒我們的身體，讓觀者得以在感官中遊戲。 「我覺得數位的創作比較是讓大腦知道，但身體不見得能真正感受到。我還是希望觀者能觸碰到實體，以及，觀者參與動態發生的過程，藉由操作獲得藝術體驗。」以及「發條機械，這裡面很重要的一個事情，就是能量的交換。」邱昭財認為「它其實就是把觀者的力量灌注進去，透過轉換，變成另一種形式的回饋。」這是邱昭財的創作理念，也讓我們重新看待、思考關於未來科技藝術的既有想像。 除了古典與未來之間，邱昭財的作品還模糊了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的界線，他的許多作品都像是個小型劇場，觀眾不再是被動的觀看者，而是作品不可或缺的參與者。無論是需要上發條的《疲軟世界》系列，還是需要觀者坐下才會「折腰」的竹子裝置，以及，現在正發生的「動態採集計畫」（編按），都強調身體參與的重要性，也表現出一種公眾與私密的表演性。
到《光體》系列，不同於先前僅使用物理機制的作品，邱昭財則將注意力轉向到更為抽象和概念化的創作。這次，他使用程式控制的三軸機器，在黑暗的空間中用一個光點，隨時間勾勒出三維形體。每個時刻，觀者看到的都是一個光點，僅能以攝影長時間曝光後，形體才能被記錄並呈現。「當時，我想試著做一個完全虛空，或是不存在的東西。這些形體，其實它就是在這個黑色空間曾經發生過的事，有點像表演。」《光體》挑戰了觀者的視覺感知的界限和記憶能力，體驗如何在腦海中拼湊光點，以趨近完整的形體。 經由這些作品，邱昭財不僅展現了機械的運動，更創造出一種跨越身體、心理、社會和文化的多重體驗。
「洪堡進行中」（Humboldting!）是柏林當紅博物館「洪堡論壇」（Humboldt Forum）（註1）於2021年開始進行的5年計畫，配合柏林當地中學的學校行程，每半年邀請一組藝術家或團隊來和同一群30位中學生合作進行創造性藝術活動，在每年2月與6月底前後公開呈現。此計畫由洪堡論壇節目與活動部門發起，該部門策展人尼克爾（Julia Nickel）邀請曾來台展演的「哺乳動物潛水反射反應」劇團（Mammalian Diving Reflex）藝術暨研究總監多奈爾（Darren ODonnell）與長期合作夥伴澳洲獨立製作人佛萊明（Alice Fleming）策劃，期盼使這群家庭成員尚未成為定期博物館參觀者、來自多元背景的青少年，能因參與這個計畫讓他們與家人可以長期地與博物館產生對話與連結。 這個計畫概念受到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對美洲進行5年考察的啟發，相當程度地實踐洪堡論壇的精神：作為論壇開啟對話，深化連結，以開放動態的方式，形成新的知識系統，期盼為柏林注入新能量。如台灣策展人耿一偉在《報導者》文章（註2）中所述，位於博物館島的洪堡論壇在面對移民大量湧入的這個大都會，如何讓青年世代也能在這裡看到屬於他們祖先的文化，回應作為當代國際城市的多族群現況，是該博物館今日的重要使命。「洪堡進行中」不僅希望讓這群「青年研究員」進入博物館作為「藝術家」參與創作發展，也藉由表演藝術的高互動性，邀請其親友進入博物館，發揮「漣漪效應」，擴散計畫影響力。
實際探訪「洪堡進行中」時，學生們私下聊天表示，比起其他課程，他們很開心在這堂課上自己的意見較受到重視，不論是老師或其他藝術家都相對願意傾聽他們的想法。從活動參與過程也可以看出部分學生積極提出自己的想法，大部分也相當熱中於動手DIY的活動。但有部分學生則可能是因為青春期的害羞，或是對媒介的不熟悉等，比如挑選派對音樂，並不是他們日常生活中體驗過的活動，藝術家需要學生參與時，就相對需要更多的鼓勵和引導。 僅管團隊野心勃勃，然而新建立的大型場館和正值叛逆期的青少年，同樣具挑戰性。擁有豐沛資源人力的同時，洪堡論壇也是一個組織結構繁複的大型機器，如同其他德國文化體制，過度龐大而難以保有彈性。例如技術部門因為需要提早安排資源和人力，常在藝術家團隊還在和學生發展的過程中就必須確認技術需求，導致有些決定必須在學生參與前決定，有時也會引發學生的小小反彈。如2023年7月進行展演的「撼動計畫」，在場館的4個空間展出不同「氛圍」（vibes）的裝置展演，探索青少年眼中洪堡論壇所缺乏的氛圍。其中在2樓工作坊教室展出、已確認成為永久館藏的膠帶藝術，在創作初期由於是空間設計決定使用的材料，其中一名學生反應「雖然很有趣，但還是希望可以先獲得我們的同意。」不論是場館體制或青少年的意志，都考驗著受邀藝術家團隊的能力和經驗值。
創作始於繪畫的許家維，自2008年發表《和平島的故事》這部約13分鐘的錄像作品之後，彷如落入歷史的漩渦，在迄今發表的數十件創作中，他以和台灣相關的歷史為敘事主幹，再透過傳統表演藝術、當代聲響、饒舌歌曲等元素的交織與激盪，開啟歷史想像的不同視角，而這樣的影像特性，也為他贏得2024年荷蘭「Eye藝術與電影獎」（Eye Art Film Prize），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台灣藝術家。 近來，許家維除了忙著籌拍2025年將發表的新作「水下考古虛擬實境展演」（名稱暫定）（編按），還同時準備今年10月在台北畫廊的個展事宜，至於已完成的作品，如：《在聖堂裡的一場演出》甫於「2024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播映；2012年於滇緬邊境拍攝的「回莫村計畫」三部曲以及2023年泰國雙年展參展作品《一位來自金三角的演員》遠赴德國漢堡美術館參展；此外，他和藝術家張碩尹、鄭先喻合作的《等晶播種》（2021）、《浪濤之下亦有皇都》（2023，與日本山口媒體藝術中心共創）也於鳳甲美術館呈現這些作品，將不被外界熟知或忽視的歷史碎片，經由挖掘、拾回，放進當代藝術創作之中，因而能跨越時空、地域，不斷地被看見。
「和傳統表演藝術合作，就是需要他們演出既有的內容，而不是創新的文本。我只要設定好舞台環境，一旦改變演出的語境，表演自然會產生變化。」許家維自我比喻像DJ、而不是指導演員的導演，「我的工作是讓既有的不同元素在設定好的場景中交匯，因此，我的創作不是起承轉合的單一敘事，而是網狀的交織。」 鏡外場景打破歷史幻象 《神靈的書寫》片中，可見許家維在攝影棚親自向鐵甲元帥解釋創作概念和執行過程，往後，許家維常於作品中帶入拍攝現場的畫面，他本人也經常出現在片中，像導演、又像演員。他將電影「鏡外場景」（hors-champ）的手法帶入，成為影像敘事的一部分，貌似增添表演性，卻又弔詭地像觀賞舞台劇演出時，因為導演的介入，對表演造成擾動或產生敘事上的斷裂，虛構的舞台場域瞬間被拉回現實。 諸如此類的手法，像是在《回莫村》（2012）、《廢墟情報局》（2015）可見擔任旁白的牧師和在現場掌鏡、收音的育幼院少年團隊；《在聖堂裡的一場演出》看到許家維在片中與考古學家、作曲家和工作團隊討論的過程等。 拍出一部影片不是許家維創作的目的，「整個過程才是重點，我把它當成一個事件，拍攝只是事件的一環。」因此，在他作品中可看到3個時空層次：一是過去的事件，二是當事人在片中講述事件的當下，三是觀眾看到作品時的未來時空。 「我不是要呈現歷史究竟是怎樣，反而更在意的是，我們是用什麼方法在想像事情？裸露拍攝的過程便是呈現一種想像事情的方法。」這樣的概念近似於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史詩劇場的「疏離化」，藉由讓觀眾看到背後結構的裸露來打破幻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經驗或詮釋，書寫也有它的選擇：哪些要保留、什麼要剔除，我只是把這些隱藏在背後的結構掀開來，對主流進行提問。」
全球唯一將總部置放在台灣的國際組織 OISTAT（The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Scenographers, Theatre Architects and Technicians，國際舞台美術家劇場建築師暨劇場技術師組織），於2024年8月底，假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辦理與台灣文化部又一次的總部續留簽約典禮，這是自2006年OISTAT將秘書處遷移來台後（註），第3次的合約展延，預計將持續與台灣深化緣分至2030年。 我們有幸於典禮後，與來自台灣、已在任8年的執行長魏琬容進行專訪，談談總部在台灣對於組織與在地人文的雙向影響，以及台灣作為國際組織總部的競爭力與未來性在何方？ 為什麼是台灣？ OISTAT作為一個56歲的老字號國際組織，擁有全球3萬多名會員、遍布50多個國家，西元2000年前後，組織希望拓展觸角至亞洲，正努力尋覓合適設立秘書處的亞洲城市，適逢當時台灣執政單位積極想以台灣之名走向國際視野，於外交方面釋出不小的善意。於是在台灣的劇場人士熱心來回奔走，文建會也願意挹注資源的條件下，終於在2006年將OISTAT秘書處迎來台灣台北，並在2011年將秘書處升格為總部（Headquarters），讓台灣在組織內的行政與決策面上發揮更堅實的影響力。 19年來，台灣作為總部並非沒有競爭對手。魏琬容分享，5年前當合約到期時，曾有德國與中東國家表態爭取，但在考量組織運行的穩定性、台灣公部門的鼎力支持與過往成績，以及她於會議裡主張台灣應有的「優先續約權」獲認同，終得以讓總部續留台灣。 台灣的優勢在哪裡？除了有世界聞名的專業與靈活兼備的優秀劇場技術人才、不容小覷的設計實力，以及普遍的雙語能力外，魏琬容多年來觀察，作為年輕的民主國家，台灣人民在選舉與政治方面的敏感度相較許多民主行之有年的國家來得高。以組織內部的投票設計為例，OISTAT在會員上分成3種：OISTAT 各國家的官方中心會員（Center Member）、各級學校機關單位準會員（Associate Member）及個人會員，前兩種會員擁有投票權，官方中心會員一國一票，而準會員有鑒於比例平等原則，單一國家內的準會員票數，會以其國內
國際劇場組織OISTAT（The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Scenographers, Theatre Architects and Technicians，國際舞台美術家劇場建築師暨劇場技術師組織）今年（2024）8月於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迎來與台灣文化部的第3次總部續留續約，並且搭著嘉賓雲集的盛會，舉辦「明日的劇場設計永續劇場國際論壇」。論壇分為「專業篇」與「大眾篇」兩部分，「大眾篇」以〈我與劇場設計的距離〉、〈聲之旅：聲音設計形塑的劇場體驗〉、〈生態創造力：澳洲的永續表演設計〉、〈從燈光設計落實多元與平權〉、〈永續解方：生態服裝設計〉與〈明日劇場：劇場設計、技術與建築的未來趨勢 〉6大部分進行分享，邀請國際專業人士，透過實例分享與問答環節，讓永續議題在國際場域裡能獲得更多元的關注與討論。 設計就是訊息的傳遞 6場論壇雖然專業各異，但最大的共識在於，藝術雖然並非主要碳排禍首，但因為藝術擁有感動人群、為社會帶來改變的正向力量，因此如何重新思考劇場在永續思維下的新工作方法，是這個世代的挑戰與目標。 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院長、OISTAT副總裁王世信，與英國 Academy of Live Technology 研究所所長、OISTAT總裁Aby Cohen領銜主講的首場大眾論壇〈我與劇場設計的距離〉，兩人不約而同提出設計師需要清楚了解希望透過作品傳遞的訊息，以及受眾輪廓，一切的設計都該關於整體而非個人。王世信也向新一代設計師喊話，在使用3C接受資訊與工作之外，一定要把眼睛放到3C以外的世界，身體與感官是科技難以取代的一環，同時也鼓勵年輕世代勇敢提問「沒有問題是蠢問題，不問問題才是最大的問題。」Cohen 則以巴西軍政府干涉藝術活動為例，說明舞蹈在巴西得以成為反壓迫的代言背景，她提醒年輕設計師在設計時除了要提問「想呈現什麼」，也記得反過頭探問那些未能呈現的事物又是什麼？並且要了解所有的合作關係都應該是平等的，設計師與導演、表演者、行政都該是平起平坐，無位階之分。 執行長魏琬容大力推薦台灣聽眾參與〈聲之旅：聲音設計形塑的劇場體驗〉，她認為台灣大眾對於視覺設計的美感要求，並沒有拓展到聲音領域，如何在聽覺上講求
國際共製在當今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已成為表演藝術領域中一種重要的合作形式，促進了全球文化的多樣性和藝術的繁榮發展。臺北藝術節策展人林人中應藝術組織「在地實驗」之邀，於7月下旬以「國際共製與委託創作：與藝術家及機構合作的策展實務」為題，深入探討了國際共製的定義、模式及其對藝術產業的影響。（註） 國際共製與台灣表演藝術產業的發展歷程密不可分，特別是自2010年代以來，隨著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三館的成立及2022年臺北表演藝術中心的開幕，台灣的文化基礎設施日益完善，這些改變對藝術生態產生了深遠影響。藝術家在進行獨立創作時，與機構合作的可能性愈來愈大，而這種合作形式正是國際共製的核心。 兩個以上的國際製作夥伴 參與作品生產過程 林人中進一步解釋國際共製的定義和模式。由於台灣也有許多國際合作，但這和國際共製不同。他引用了由歐洲當代表演藝術網絡組織（IETM）和韓國藝術管理服務（KAMS）共同研究的資料，指出國際共製涉及兩個或以上的製作夥伴，這些夥伴可能是藝術節、劇院或視覺藝術機構。他們通過合議的契約，共同投入資源支持一項製作或以發展過程為主的計畫。共製的核心在於過程，夥伴不僅僅是出資，更重要的是參與作品從無到有的整個生產過程。 共製的兩種主要模式為「共資創投」（The co-financing model）和「藝術或文化上的合作」（The artisitc or cultural collaboration） 。共資創投主要是指製作夥伴在資金上共同支持一個藝術作品的生產過程，例如支付人事費、購買研究資料、場地租賃等。普遍常見的共製是由劇院提供設備完整的劇院空間給藝術家去進行發展製作新作品及展演，這種共製方式的成果將是由主辦製作單位發表國內或世界首演。而一個共製計畫可包含兩個至十多個製作單位。 比如今年在台灣國際藝術節演出的《這不是個大使館》，就是由台灣的國家兩廳院和瑞士洛桑維蒂劇院聯合製作，作品通過探討國際政治和文化交流，呈現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名單中還可以看到許多其他共製單位，像是柏林藝術節 （Berliner Festspiele）、維也納人民劇院 （Volkstheater Wien）等，這些單位就比較有可能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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