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超越《委託製作》的主雇關係，陳以軒感興趣的，也是這部作品呼之欲出的潛台詞：更多是關於他們這一代年輕藝術家如何在創作與接案、發想與生存之際，能夠集體地聯合起來，扶持、相挺，於總是無法臻於理想卻逐步崩壞的大環境中，試圖強力突圍並前進。 這即是為何這一場集體的即興表演是無法預演與彩排的，它彷如生命與創作，永遠發展且變化著
雙線的敘事，一以營造出空洞的存在，一以重新照亮現實的暗區。儘管手法並不強烈、尖銳，但作品確實數度以後設手法跳脫敘述，讓思考的可能性，因為疏離而找到穿插的縫隙。喜鬧、平淡調性的背後，作者反思了悲劇意義。拾起被主流所拋棄瘖啞現實的同時，也還給了亞里斯多德《詩學》以降的悲劇理解，一個較莊嚴的面貌。
演出大多時刻都發生在舞台中央，既是家中，也是監獄，彷彿象徵了家庭即是重心、生活就是監獄的概念。又例如，舞台中央是家中，舞台深處是一排墓碑；後面是一排身穿喪服的人群告別，哀悼親人，而前景在含淚含血地吃飯，哀悼尊嚴；前景在做愛，翻雲覆雨，而後面墓碑冷冰冰地矗立，形成對照。這些場景，藉由生死意象的並置，跳脫出了單一時刻的悲戚，進而以更宏觀的角度，勾勒出了人生全圖。
形式上如點唱機般的《綠島小夜曲》像是部「新製」的「懷舊片」，取其氛圍與情節。但，懷舊片之所以懷舊，也在於拍攝、放映與再次播放的時間差所提煉的情感因素；若失去這些，會否只是一種「取其形」的複製？最後，這個時間點下的製作與播放，究竟是為誰而唱？為誰而播？
掌中戲做活戲最趣味的地方，也就是這溢出於文史之外的想像空間，然而張居正何許人也？海瑞又何許人也？這或許重要，也可能不重要。重要的是，藝師如何詮釋出別具特色的人物吸引觀眾，引發觀眾向下觀看的興趣，才是重要。
由早年的鍵盤練習曲到最後的《賦格的藝術》，二○一九年夏的台灣樂迷得以隨著這些作品的演出，回顧巴赫的一生，有如穿越時空般，窺見距今三百多年前的歐洲宮廷裡，那位勤勤懇懇、日復一日以音樂奉事的宮廷樂長，而巴赫留給後人的禮讚，卻不只是手稿、作品、即興技術、對音樂的狂熱執著，還有一種難得的歸屬感，能夠跨越門類與樂種，或許那就是愛樂者們共同的鄉愁吧！
六十歲以上的人屬成年晚期，其任務是反省，回顧生命，個體檢視過去，與接受生命的意義。正面結果是自我整合，對一生感到滿意，若統整不成功個體則陷入絕望，因為人生已經走到盡頭，很多事情無法重新來過。在華人的社會，把最私密的經驗拿出來咀嚼原本不易，藉由藝術的參與，做出坦誠的回顧，讓我覺得表演者是勇敢的。
以性為起點，卻不止於性，而是透過各種愛恨情仇、各種日常和奇遇、各種結合與離別，衍生出諸多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交織出複雜的人際網絡，將作品主題從性與身體延伸到了自我與他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歸結出這六人的類似狀態，進而點出了生而為人的共性：窮其一生都在尋求與人的連結，也逃離不了與人的連結。
一路鋪陳的滴血認親、遺物並陳等證據，讓想像被親密空間浸淫、因觀眾經驗滋長。劇場與家庭、真實與假造的界線逐漸模糊，創作者在兩者之間忽左忽右、突進突出的跳動，讓虛構故事與現實事件彼此共生也消解。此時的「我們」與其是相信，更是在擾動裡不再講究細節，安穩且妥貼地進入安排的故事、觸發預設的情感。
我更想追問的，不單是仍待訓練與養成的演員╱舞者，而是導演幾乎理所當然地接受看似繼承自歐陸舞蹈劇場的種種現代舞身體表現與語彙。在表演之中看不到這個新成立的劇團與其當代演員對於如何展演、該以何種身體形象呈現，提出必要的辯證與思索。如果身體是物質的，它必然也同時是歷史的。站在此刻的台灣，意圖回顧五十年戒嚴經驗或重省至今已然八十年的時空維度，提煉取法之道竟是如此簡便借用的身體內涵？
《白噪音》對時間所進行的簡單折疊，形成了一把雙面刃，既可能激起關注，也可能抹去脈絡。與其把問題歸咎於作品，不如把這股折疊背後的動力，詮釋為台灣面對佚失中的歷史、與新進挑戰夾擊，所擠壓出的共同焦慮。
我們的確可以肯定張丹瑋所飾演的梁母精采萬分，牽動全場觀眾情緒，最終也得到了應得的滿堂喝采，成為最受觀眾歡迎的角色。所謂丑化非醜化，至少也是惹人喜愛而非生厭。但我想問題並不在於整場戲演得好不好，而是相較於純情、勇敢追求自我的女小男大老少戀，搞笑、不自量力、自取其辱的梁母（「老母雞」、「陳皮」）又傳遞了什麼性別訊息？
她╱他們口中或者都喃喃自語，但觀眾毋須回答或專注，「各自表述」是台灣社會目前的「共識」，《台灣製造》極嘲諷地打臉了自我提問。一、二段演示「我思故我在」，每個人都可以主宰自己的身體，與其說《台灣製造》為觀眾拼貼了一幅混種的文化身體，毋寧說，我們終究難以找到一個社會身體，可以承載文化、社會、政治、歷史的台灣人大寫的身體。
森林轉變成了一片無垠廣袤的境地，與一開始的城市相較，形成了自然與文明、無限與有限的對比。這樣的境外世界看似神秘而詭譎，無邊無際，但又同時帶有未來感，呼應著小紅帽心之所向的外太空世界，似乎也意味著此般希望，看似無可捉摸卻又充滿著無限可能，深具寓意。
歡鬧之餘，看似無意識、受苦、扭曲著的肉體，反映了人終其一生的泅泳、艱苦，在人生的最後一場歡鬧、荒謬中，走向無可避免的告別。但，那些在初次演出時精采的雜技表現刪去了許多，具有畫面感的技藝表現被代換成糾纏而無意識的肢體表現與互動，帶有詭譎氣氛的表現與燈光設計，也因在陽光強烈的棚下演出而少了幾分民俗技藝具有的神秘感。
相對單純、隨機，甚至是缺少因果關係、邏輯貫穿及妥善結局的敘事，與仍有成長空間的演員，《永》很難被認為是部成熟的作品。但，有意編排情節、配置做工的「培育演出」一體到位，則讓「少年歌子培育展演計畫」的「培育」必須被一同思考。也就是，重點不是完成作品，而是意圖將歌仔戲的傳承、積累與變革帶往什麼方向？
觀賞的當下，不斷地揣想著，我們是跟著M的回憶在尋溯一九八七年的浮光掠影，當年的M也藉由陳映真的《兀自照耀著的太陽》跟著故事中的小淳的敘述回到一九四○年代知識分子殘影與身分認同的混沌，那麼，這批演員以及當今廿、卅歲的九十後青年，在卅二年後，他們又將以何方式及姿態，回望二○一九年的當下，屆時廿、卅歲的年輕人，又將如何談論二○一九的種種？
栢優座始終著力於一種「動態」的方式去「嘗試」逼近某種樣貌，從《那頓飯》來看，便是一種「歸返與離家的練習」而此處的「家」是戲曲，作為一種原初，也回應情節。但，誠如《那頓飯》將家慢慢解構與重組後，覺察到家的多元，也就是從原生血緣到組織家庭的不同可能；由此出發，是否該去想像或建構其欲前往的方向或出口，以及所要表現的美學呢？年夜飯之後，是該迎接新年了。
整體而言，《未》劇在身體的表現仍稍嫌拼貼，許多的符號、情緒表現都可以看到是直接因襲自傳統戲曲。這理所當然是一種經營策略，讓觀眾看見戲曲的細膩、雕琢，甚至和當代劇場的身體運用相互輝映，對照出更多的思考。只是，當《未》劇被定位為一部當代戲劇的同時，演員究竟要丟掉多少東西才能夠長出新的模樣？
藉由掌握發語權，訴說一段過去的歷史，有著政治意識的觀眾，很難不揣想本製作背後的政治意圖。然而保家衛國與國土認同的題旨，在被殖民的命運下顯得可笑保哪個家？保哪個國？劇終時，創業團隊了解到明知打不贏還要打，是因為不打才是真正的輸；重點不在結局，而是選擇。
全戲未以過於戲劇化的貫穿事件來處理主角莉莉的問題，反而將之暗藏於許多日常片段裡，這些日常與平淡成了全劇底色，讓詼諧、夢幻與回憶的色彩偶然出現的時候，更顯得斑斕而可貴。整場下來，細膩而不耽溺，溫情而不濫情，並且充滿著類似現場集體創作的能量，使物件劇場的敘事形式兼具感動、張力和深度，就許多層面來看，都可說是近年來難得的佳作。
年逾耳順的普雷特涅夫整場均以偏灰暗的色系詮釋這四首風格各異的作品，恍若以暮年觀點重新批判原本在青春洋溢中帶點諧謔不羈的莫札特，並將本已深不可測的晚期貝多芬推向無窮黑洞！整場演奏所營造的色調雖顯灰暗，但那是一種屬於需要靜下心來耐性品味的多層次苦感，及不經意間突發的淡淡回甘。
從第一場〈齧臂別母〉以降，曾漢壽所飾的吳起合北曲的跌宕雄渾、但又有南曲以悠緩達成情感積累之效，使渾厚唱腔利於表述人物生命的諸多情懷，讓整體演出節奏在明快當中，仍能達成抒情的特質。而第二場〈殺妻求降〉中，郭勝芳所飾的田氏女在訴說家世背景與婚姻期待時，則展現出旦角的柔美身段與水磨曲韻，雖然並非主角，但與吳起相對照，此剛柔並濟的演出特質，已足使崑劇在演出上達成傳統與新變的平衡。
儘管不比前作《孟婆湯》在手法上來得大破大立，《一丈青》依舊維持著以布袋戲傳統為本的表演方式，對於戲台空間的轉化卻是同等精練。正如我們在自西方移植的當代劇場空間，拉出一條繩索宛如雙方地界，藉此感受著傳統廟埕的庶民戲劇體驗，憑藉的不是擬真再現，而是圍繞著三台腳踏車營造的克難美學。
由燈光呈現場景，如樹影變化，或呈現床、門的意象，此簡約讓黑暗的「形狀」被強調，「空」則減弱了戲劇的假設性，調度上，也並不避諱說故事的人與角色其實處在同一時空。本劇「少即是多」的舞台風格，善用黑暗於視覺與心理上的呼應，並讓敘述的力量飽滿，演員有如被動地讓敘述推進。這風格後則延續至《仙杜拉》、《小木偶》改編時，黑暗的運用更使得凝聚力量強烈，童話中的細縫被舞台上的物質性放大延伸，達成其劇場美學的獨特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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