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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剧团作品《美丽的莎士比亚》(林铄齐 摄)
戏剧

莎士比亚不是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在台北」的五个作品主要以诠释个别剧作为主,而这些演绎经典的创作者,又似以「语言」为其重点。无论是玩弄油腔滑调的文艺语调、抑或生吞活剥乾涩的译语、还是走火入魔地拆解语音、乃至抛弃语言和大师来个鸡同鸭讲,对这些集合台北的创作者而言,「莎士比亚」几乎等同于语言,一种高不可攀又难以驯服的语言。

「莎士比亚在台北」的五个作品主要以诠释个别剧作为主,而这些演绎经典的创作者,又似以「语言」为其重点。无论是玩弄油腔滑调的文艺语调、抑或生吞活剥乾涩的译语、还是走火入魔地拆解语音、乃至抛弃语言和大师来个鸡同鸭讲,对这些集合台北的创作者而言,「莎士比亚」几乎等同于语言,一种高不可攀又难以驯服的语言。

「莎士比亚在台北」戏剧节

5月1~4日 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泰特斯─夹子╱布袋版》

5月8~11日 金枝演社《罗密欧与茱丽叶》

5月15~18日 外表坊时验团《迷宫戏乐─李尔王》

5月22~25日 台南人剧团《女巫奏鸣曲─马克白诗篇》

5月29日~6月1日 河床剧团《美丽的莎士比亚》

台北国家戏剧院实验剧场

整个五月,几位活跃于台湾小剧场的导演,欢庆「莎士比亚在台北」,聒噪地向大师学舌。无论是为了重振莎剧的「通俗原貌」,抑或以资招揽注意,这些作品本身应以个别创作的自主性与原创力为号召。然而,大帽子一扣,除了选美式地品评谁最好看,谁最有企图,谁最成功之外,整个策展计划似乎尚有其他议题值得探讨。诸如,为什么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对台北剧场工作者的意义究竟何在?他们面对莎士比亚的姿态如何?殖民学舌?后殖民谐仿?或别有选择?

原来还是语言问题

「策展」一词不知何时开始悄悄进入台湾剧场。既以策展为名,主题当是重点。「莎士比亚在台北」邀约五个作品,看似面貌多元,但这些作品又主要以诠释个别剧作为主,似乎「大师之作」才是真正的主体,而这些演绎经典的创作者,又似以「语言」为其重点。无论是玩弄油腔滑调的文艺语调、抑或生吞活剥乾涩的译语、还是走火入魔地拆解语音、乃至抛弃语言和大师来个鸡同鸭讲,对这些集合台北的创作者而言,「莎士比亚」几乎等同于语言,一种高不可攀又难以驯服的语言。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莎剧主要流传的英美两地,尚且有莎剧语言表演的专门课程,「莎士比亚」在中文世界的意义,更长期存在著另一种尴尬的传统:「莎剧」往往代表一种勉强称为「诗」的不甚通顺的修辞译语所组成的所谓文学经典。这次展演,创作者将重心放在这个尴尬的翻转上面,算是中文舞台演绎莎士比亚所责无旁贷的课题,至少也还可以尝试解决大家心中块垒。然而莎剧中文译语的问题,获得解决了吗?

莎妹的《泰特斯》和台南人的《女巫奏鸣曲》当是此次五个连展作品中,语言实验企图最强烈的。《泰特斯》的编导在去年的作品《当我们讨论爱情》中,已初露语言企图;彼时以油腔滑调的艺文腔,演绎新新人类面对资讯充斥时的语言无力感,也不无反讽地面对前代留下的语言业障,颇有创意。此次再度著墨莎剧中文译语,看起来还是类似的策略,以打油诗般的修辞技巧,著墨原著语言意象,辅以「玩偶」般的肢体表演,企图创造华丽傀儡的美学意象。但也许对语言的用力过深,虽然在结构上作了部分变更,但全剧仍贴著莎剧原著语言走,充其量想作个好一点的翻译,而未能充分展现导演的新诠释。再者,繁华而轻薄的新译语言,和演员玩偶般的傀儡意象,并没有和原著血腥爆裂的残言酷行产生对话,一堆华丽而无情愫的玩偶,叨叨絮絮谋杀强暴乱伦残肢,上半场说了二个半小时也还是难以尽言。创作企图未能充分彰显,对修辞的著墨反而因此落得华而不实,四个小时的冗长过程,创作者怕是难辞耽溺之咎。

俯首称臣的文化身段

台南人的《女巫奏鸣曲》同样延续编导之前以台语演绎西洋经典的语言表演策略。在整体调度上,导演虽然选择女巫演绎马克白夫人这个西方文化中野心女人的经典,但其实全剧还也是紧贴剧本语言,并据原著语言意象发展视觉符号,如放大的马克白夫人身躯相对于萎缩的马克白身形等,又或藉著尝试以台语发音,企图寻找中译语法障碍的解套策略。然而,为什么马克白夫人是三女巫的化身?女巫作为西方文化污名排挤知识女性的证据,已是不争的观点,那么《女巫奏鸣曲》以女巫为题的意图何在?当然,挪移他文化文本,不一定要拘泥整个历史过程,但若论藉著莎剧经营台语语音符号,也还有不同可能:或翻转语言为音乐,或重建语言的生动。笔者虽非声韵专家,但仍能辨识《女巫奏鸣曲》的语音实验,并无法让人重新认识台语的音乐性或语言意义。诠释西洋经典和发现台语表演,应该是两件事,不可混为一谈吧?

演绎《罗蜜欧与茱丽叶》的金枝演社宣称源用「胡撇仔」的形式与特色,并以国台语隐喻的台湾族群嫌隙,演绎原著。然而该剧并未对「胡撇仔」的表演文化,进行诠释,国台语的运用,不仅未能跳脱既有的文化刻板印象,更有显混乱。「胡撇仔」特有的文化拼贴,也许看在现代剧场人演员,别有一种独特的前卫感,但如果在「沿用」之际,不能展现对此文化现象的某种自觉与反省,那么观众挤在小剧场的意义何在?再者,在诠释此剧时,过于拘泥于原著中译语法,企图此贴近原著已成经典的情节和语言意象,反限制台语的表现,甚至让「胡撇仔」的草根性变得尴尬。苦追大师与经典之后,究竟说明了什么?虽然这三出作品的精致度与完整性不同,但他们似乎共同显示,所谓的新一代剧场人,面对西洋经典文本的文化身段,也还是俯首称臣,无限谦让的。这究竟是因为大师果真厉害,抑或是因为台湾剧场长期对语言和文本的经营过于贫瘠使然呢?

摆脱、抛弃还是回避?

相行之下,外表坊的《李尔王》和河床《美丽的莎士比亚》似乎比较能摆脱原著语言修辞的魔障,分别采取了抛弃莎翁原著,以及以非语言为表演重心的手法,与原著(或没有原著的大师之名)进行鸡同鸭讲的(不)对话。吊诡的是,排除语言本身也否也还是一种语言策略?特别是这个策略本身不仅未能产生充分的意义,甚至导致了程度不等的语焉不详。以《李尔王》为例,如果排除表演者口语训练的问题,该作品最大的问题在于整体构思不清楚,节奏也不明快。虽然作品中的打击部分在在令人产生期待,然而这些期待并没有进一步被串连运用或加以适当整理,整体作品意念遂显得模糊而有尚待进一步厘清。至于河床剧团的《美丽的莎士比亚》,其舞台意象之美,确实是缺乏设计概念的台湾剧场舞台所少见,足勘同业借鉴。然而,莎士比亚究竟是谁?他的戏剧灵感,来自于精神分裂般的幻觉吗?也许是吧,但我们需要更有说服力的推论过程。「莎士比亚」当然不是修辞学,戏剧更不必等于情节或角色,然而演员一旦出现,就需要导演更自觉地调度,慢动作应该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吧?

莎士比亚来台北了吗?或者,来者只是Shakespeare的魅影?

文字|周慧玲 中央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创作社创作社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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