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晚辈常说，少见哪个演员如朱安丽如此全方位，有武旦的功，花旦的唱，再看现代剧场里她如何学习「空」的表演。褪下旦角衣裳，朱安丽几度回到她的泰雅部落，其中一次守在外婆床前，见她衰老虚弱的身子，张口想以母语问候，却支吾半天溃不成句，连外婆留给她的话都是经大姐解释才知晓：「她说妳是个忘本的孩子。」

朱安丽身上烙印著两个十年，一是她十岁前住在山中的童年时光，一是她进剧校后的练功生活，前者是她的骨，后者是她的魂，二者的结合使她总像个内心住著老灵魂的孩子。

「十岁前在山上完全就是过著与世隔绝的生活。上小学的时候，有些路根本还没开发，我们得用爬的才能到，一走就是五十分钟。」朱安丽用「无忧无虑」形容人生最早的十年。虽是，也约莫就是在这年纪上下，家中大姐病危，小弟即将出生，父亲把所有力气花在「拯救」长女，母亲则因待产无暇分心家务。她回忆道：「我去剧校的原因很简单，当时家中的经济没办法养四个孩子。」

十岁那年许多事情都是慌忙中完成的：第一次下山到台北面试、于开学前三天收到录取通知……山林的孩子一夜间被迫独立出走，交给陆光剧校受军事化训练，彻底被保护在学校日日练功，迎来生命中最重要的下个十年。

此后，她一年回家的总数不超过廿八天，父母来校探望的次数更不超过十次。多次写信向父亲表达想放弃现在的生活，往往只收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十字回复，牙一咬只好继续踩跷站砖，朱安丽口中的「老灵魂」就是被这么耗出来的。

烧了翘，丢了砖  差点连角儿也不要

「我当时对京戏一点爱也没有，毕业以后就把跷给烧了。」朱安丽聊起此事有些俏皮，又有些遗憾年轻时的冲动，解释道：「那跷是李国修的爸爸做的，后来再也买不到了。」她以为烧了跷，就表示能回头成为十年前那个山林孩子，还能随意选择人生，没忘记热爱自由才是本性。放弃的念头那些年始终盘旋在她心中，随著两岸关系松绑后，大量中国的京剧影音资料来台，她看见如「神话」般的功艺，其美学高度仿佛努力一辈子都不可能触及，又一次重击她的心。

陆光剧校毕业，第一年实习薪水每月一千八，第二年正式入团薪水也不过八千，务实的父亲看不下去，劝她回来当公务员。朱安丽说她并不真的排斥，心想当公务员也没什么不好吧？一边这样想呀，一边与同学自发性地跟当时来台的京剧名小生马玉琪老师学戏，持续求精求好，改行一事便搁在她心中迟迟没去兑现。不料日后这女子非但没回复父亲的公务员建议，竟尔转行花旦，多给自个儿挑了个活。

朱安丽最初凭矫健的身手专攻武旦，随团劳军演出不断，非常操劳，原因之一是武旦所需的能量耗神耗力，另外则谈到团里不成文的规定，她说：「武戏有四个下把，也就是四个抛枪的人，要跟武旦齐力合作。嘿，这四个人是不是一个都不能得罪？我辈份最小，又得客客气气地请他们在下戏的时间再跟我练会儿，实习时我薪水才多少？还得买些饮料啦点心给他们……」朱安丽谈起这段往事，神情打趣，却又真真切切明说这股压力。

而她好学，除了邀前辈练戏，也经常在后台听学姐唱花旦，跟著自个儿练起来。「说起毕业以后第一次能主演的花旦，那也是很巧。演《百鸟朝凤》的学姐当时怀孕，演出前三天有小产前兆，当即送回台北静养，老师随手一指就要我上去顶替。」有句老话不是这么说的嘛：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听来俗套，实际发生的时候是如此急迫逼真，靠私下训练的她硬著头皮上台，从三分生七分熟，一路唱了百百场。

一九九○年她随当代传奇剧场至英国演出改编莎翁的《欲望城国》，在异地舞台渐渐正视自己的价值，她说：「在那之前，本来是难以启齿说我是演员。」这些年的演出经验汇集成一个里程碑，使她不再妄自菲薄，至此终于发现，她为何无法回应父亲要她改行的期盼。

「那十年训练的确痛苦，可是这苦已经在我体内产生质变，心里住了一个传统戏的老灵魂，再没办法说走就走。」朱安丽对「自由」的定义至此彻底颠覆，表演不再是捆绑她的牢笼，而是能够穿脱进不同角色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