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翻开台湾各大场馆与相关扶植计划的制作演职人员名单——从两厅院的「新点子实验场」、台中国家歌剧院的「新艺计划」到国艺会的「新人新视野」，「构作」（Dramaturg）一职俨然为年轻编舞家作品中的「标准配备」。这个发源于德国、带有浓厚欧陆理论色彩的角色，在台湾落地生根的10年间，究竟长成了什么模样？它是一帖解决创作迷惘的万灵丹，还是一套因应当代焦虑而生的剧场陪伴机制？
历经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云门２、国家两厅院节目企划部的多年历练，经手无数舞蹈节目，在前（2024）年升任节目企划部经理赖依莉身处国家级场馆的制作前线，她观察到，当代年轻编舞家拥有极强的视觉感知与概念操作能力，在社群媒体与数位工具的助攻下，往往能用一个精巧的概念撑起短篇作品；然而，当创作规格拉长、甚至建构一档大舞台的完整制作时，结构的松散与历史厚度的匮乏便容易现形。这时，「舞蹈构作」的介入便显得至关重要。
「好的构作，应该是引导、协助厘清，而非帮创作者做决定。」赖依莉观察。
从2016年两厅院译介出版《戏剧顾问：连结理论与创作的实作手册》一书，明确引进「构作」概念至今，赖依莉在陪伴与养成新锐艺术家的过程中，见证了许多长期且正向的合作案例；但同时，也直击了创作伦理上的灰色地带——当构作过于强势、甚至在演出后全盘代为发言时，创作者的主体性究竟还剩多少？透过赖依莉多年来的场馆制作经验与观察，我们尝试深入探讨舞蹈构作在当代生态中的定位，以及场馆如何在多场馆时代与创作者建立健康的协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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