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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特在劇場中創造了一種特殊的美感經驗,後人無法抄襲,只好乖乖受他影響。在他的作品中,現實是多面而不容分析的,生命是曖昧而不可收復的。圖為品特1973年檔案照。(Jerry Mosey 攝 美聯社 提供)
紀念大師 In Memoriam

從出塵到入世─品特的最後歷程

貝克特和品特的這些作品都在聲討極權專制──他們早期作品中的抽象外力,已經具體化為現實中的政府勢力。雖然兩人攻擊的對象不同:貝克特針對的是假共產主義之名的東歐獨裁者,品特針對的是假自由民主之名的英美侵略者。但共通的是,他們已從提煉現實成為完美形式的現代主義創作者,轉變成以藝術積極介入公共領域的知識分子。

 

貝克特和品特的這些作品都在聲討極權專制──他們早期作品中的抽象外力,已經具體化為現實中的政府勢力。雖然兩人攻擊的對象不同:貝克特針對的是假共產主義之名的東歐獨裁者,品特針對的是假自由民主之名的英美侵略者。但共通的是,他們已從提煉現實成為完美形式的現代主義創作者,轉變成以藝術積極介入公共領域的知識分子。

 

品特最為人所知的劇作多完成於五、六○年代,內容都不是直接關涉現實世界的。比起同輩的英國劇作家如邦德(Edward Bond)或邱琪兒(Caryl Churchill)在劇場裡拋擲出的暴力、政治、或性別批判,品特更著迷於描述人際關係中隱而不宣的脅迫感。但是品特的創作在最後二十年有了劇烈的轉折。從一個隱晦的劇場詩人變成激進的政治抗議分子,乍看似乎頗難理解,但是放在當代創作脈絡中,又並不是那麼難以理解。

當劇本中的隱形威脅變成具體強權

品特和貝克特的劇本中都有不可解的「天命」。貝克特的果陀可以理解為遙遠的上帝、或是人類自己幻想出來的救星,品特的神秘「高層」,則比較像黑社會老大。對於劇中不可知的脅迫感,品特曾鄭重否認有任何政治指涉。在一九六六年的一篇訪談中,品特對於「是否想用人物表達政治思想」的提問回答道:「沒有。根本說來,政治令我感到厭倦……我對任何形式的意識形態的聲明都不信任。」一副昆德拉的口吻。他又以「我並不感到自己受到任何政治機構或政治活動的威脅。……我對政治組織並不關心。」並對彼得.布魯克當時的反越戰戲劇《美國/我們》US表示反感:「在電視及報刊能把一切事情搞得清清楚楚的時代,對這樣的問題要做出一個重要的戲劇聲明,幾乎是不可能的。」

整個七○年代品特熱中於寫作電影劇本,並擔任劇場專職導演,舞台劇本創作量銳減。然而,八○年代中期共產體制瓦解,美國獨霸全球,更肆無忌憚地干預、摧毀不合美國利益的第三世界政權。從這時起,品特開始經常發表針對時局的激烈言論、寫作公開信,並推出一系列政治訊息濃郁的短劇。他出言抨擊美國的帝國主義、國家恐怖主義(從雷根到柯林頓、大小布希都不放過),並一再聲討英國首相布萊爾的狼狽為奸。其最極致的表現,就是二○○五年諾貝爾頒獎典禮上,品特雖因病未能出席,仍然發表了長篇的錄音演說,其中五分之一談他的創作,另外五分之四,卻都在嚴詞斥責美國政府長年來在世界各地窮兵黷武、塗炭生靈。讓人簡直要以為,瑞典的委員會頒出這個獎,其實就是要藉立場鮮明的品特,狠狠刮美國政府一個耳光。

與貝克特一派相承的政治諷刺劇

事實上,品特的師友貝克特,八○年代也忍不住寫下了政治劇。在高齡七十六歲時,貝克特寫了一齣《災難收場》Catastrophe(1982),贈給當時繫獄的劇作家哈維爾──也就是一九八九絲絨革命後的捷克總統。劇中,一位像《等待果陀》中的大亨波佐的導演,對舞台上的主角頤指氣使,任意擺佈,就是不讓他露出臉孔。

品特後期的政治劇,和貝克特這齣戲的血緣關係鮮明可見。一九八四年的《喝了上路》One for the Road演的是一個情報首長,以毫不留情的語言和行為暴力,虐待一名知識分子、凌辱他的妻子、挾持他的小孩。一九九一年的《世界新秩序》The New World Order則是前者的變奏:兩個人對一個蒙眼囚徒百般威嚇。二○○二年的《記者會》Press Conference更直接地,演出一個秘密警察總長轉任文化部長時,對媒體闡釋,兩者的工作有其無可忽略的共通性──都在管控人民的心智思想。

貝克特和品特的這些作品都在聲討極權專制──他們早期作品中的抽象外力,已經具體化為現實中的政府勢力。雖然兩人攻擊的對象不同:貝克特針對的是假共產主義之名的東歐獨裁者,品特針對的是假自由民主之名的英美侵略者。但共通的是,他們已從提煉現實成為完美形式的現代主義創作者,轉變成以藝術積極介入公共領域的知識分子。

詩是他手中對抗強權的凌厲武器

在這些劇作當中,品特精準的語言仍然力道十足,觀眾和受害者感受到的最大威脅其實不在眼前呈現出來的行動暴力,而是耳聞話語中對於暴力的討論和想像。語言即代表權力,品特對於這一點最直率的論述為他一九八八年的《山地話》Mountain Language。在這齣戲裡,等候探監的老母被警犬咬傷,但長官非要她說出警犬的名字,才願處理。在獄中,囚犯和老母先是被禁止使用母語,後來禁令又莫名開放,老母卻緘默不語,導致獄卒大發雷霆,罵他們不知好歹。強迫使用官方制訂的語言溝通,正是給民眾洗腦的首要伎倆。

在品特生命的最後二十年,他的劇本、論述、與詩,都有一個明確的對抗對象──強權。說白了,就是自命世界警察的英美政府。而他最凌厲的武器,則是詩。

雖然十五歲就在學校舞台上風光扮演馬克白,但品特一生最想當的還是詩人。他自承只因寫詩謀生困難,才從事戲劇。但品特的詩比較像戲劇獨白,既不抒情浪漫、也不抽象晶瑩,倒是很像馬克白幻見的那把鋒利匕首。如他以滿口粗話寫就的〈美式足球〉一詩,諷刺波灣戰爭美軍的蠻橫姿態;以英國幫美國口交的〈「特殊關係」〉一詩,諷刺英國出兵伊拉克的行動。這些恐怕都不是一般人慣見的「詩意」。然而,放在他後期的寫作脈絡來看,倒是一以貫之。

品特的一卷反戰詩在二○○五年初獲頒歐文詩獎(Wilfred Owen Award),圓了他的詩人夢。我忍不住會猜想,該年年尾諾貝爾獎揭曉時,說不定他都沒有那麼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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